卢梭是个保守派

一、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论文文献综述）

吕楚斌^[1]（2021）在《埃德蒙·柏克自由观研究》文中认为埃德蒙·柏克是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拉塞尔·柯克等人将他奉为现代英美保守主义的鼻祖。作为一名哲学家型的政治家,柏克并无专门的系统性着述问世,他的思想散见于各种演讲、政治小册子和书信中,涉及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在这些零散的作品中,柏克的思想存在着一种内容上的前后不一致,甚至可以说矛盾,具体表现为柏克对同样追求自由的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直接导致了对他的着作的不同解释。加拿大学者麦克弗森就此提出“柏克问题”,困扰学界至今。解答“柏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柏克思想中的自由成分。自由在柏克的思想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对自由的追求贯穿于他职业政治家生涯的实践中。柏克的自由思想孕育于处在承上启下阶段的英国历史背景下,受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理查德·胡克、英国宪政传统及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颇深。柏克的自由来源于传统,内容上强调以财产与宗教自由为核心的个人自由,认为“实质代表”能够真正保障个人的政治自由。柏克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保障英国人“高贵的自由”的秩序以自然贵族、政党制和宪法体系为主。柏克对作为法国大革命指导思想的自由的批评与伯林对于“积极自由”的批判有着明显的相同之处,借助伯林两种自由概念,柏克分裂的形象得到了统一。然而柏克的自由思想较之伯林的“消极自由”理论有内容上的区别,亦存在两种递进层面上的超越,这就使得柏克的自由思想不至于和“消极自由”一样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

刘晨^[2]（2020）在《“保守”的自由 ——埃德蒙·柏克自由观研究》文中指出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着名的辉格党政治家和思想家,西方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柏克思想的核心在于追求“自由”,其主要内容是公民在社会中享有的一系列自由权利,如政治意见表达权、个人财产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但柏克对于“自由”的理解,又带有鲜明的保守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以经验理性为哲学基础,反思理性能力的限度并推崇经验的作用,否定纯粹理性主义引导下的“自由社会”建构;第二,批判法国大革命中由天赋人权观和社会契约论推导出的孤立、普遍而抽象的自由观念,提出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有机体,自由是一种社会的自由,在历史中演进,在实践中形成,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平等限制实现;第三,柏克提倡一种有限的自由,这种有限性体现在自由以历史传统为经线、秩序道德为纬线,经纬纵横间将自由限制在有序的环境之中。自由是一项继承自传统的遗产,其实现必须要与秩序和道德相结合,道德约束和秩序保障的匮乏必将导致自由演变为混乱;第四,柏克反对激烈的暴力革命,认为革命会破坏社会有机体和历史的连续性而摧毁自由的根基,主张代之以渐进的改良。柏克对自由的“保守性”阐释是自由的精神与保守的倾向之间的有机统合,在理论上达成了追求自由与保全秩序的动态平衡,在革命的时代有力地抑制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为保守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其对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价值的认识未能紧随历史潮流,对革命的态度也有失之偏颇之处,但解读柏克的自由观无疑对理解保守主义的实质和基本原则有所助益,利于洞见保守主义在社会定向、秩序维护等方面强大的工具性价值,避免陷入归保守主义于消极守旧之论的认识误区。

唐娜^[3]（2019）在《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自由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埃德蒙·柏克不仅是18世纪英国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更是保守主义政治流派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柏克的思想涉及范围广,包括政治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法学和历史学等。柏克逝世后,国外学界从各个研究领域对柏克思想进行研究的热潮便从未停止,其中对柏克政治思想的研究更是经久未衰。从19世纪到现代,国外学者对柏克思想研究逐步深入,对柏克思想的定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正是通过不同时代学者们的努力研究,柏克思想才没有被现代人所遗忘。而国内对柏克思想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中国近代的一股“西学东渐”的思潮,但在寻求救亡图存、发展进步的历史任务下,以及国人对保守主义的理解长时间停留在守旧、反对进步的偏见上,作为保守主义代表人的柏克一直未被国人所重视,柏克思想的价值也未被国人所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对柏克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国外学者对柏克的广泛研究使柏克重新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柏克的期刊和论文大幅增加,柏克思想的热度在中国逐渐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柏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相关的期刊文章和论文大幅增长。新世纪之初,研究的内容大都围绕在法国大革命或保守主义而未有所突破。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深水区,柏克关于审慎改革的思想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他们认为这一思想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处境提供了一个思考角度。总之,目前我国关于柏克思想的研究尚处于新的起步阶段,还需对国外学者的柏克思想研究成果进一步的梳理以寻求加强柏克思想的探讨深度。柏克首先是一个坚守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对自由的信念贯穿其一生;其次,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对自由的理解也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从呼吁英国政府与美洲和解、反对法国革命到弹劾印度总督黑斯廷斯,这些政治行动都表现出柏克的保守主义自由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是指自由是英国传统的一部分,尊崇传统就是守护自由;法国革命所倡导的抽象自由权利既无历史依据也无实现的可能;自由作为英国传统价值,因而也与保守主义不相冲突,并且以保守主义的方式守护自由才能真正通往自由之路。通过对传统、英国宪政、自由的坚守,可以窥见柏克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被人诟病的前后矛盾。柏克的保守主义自由思想不仅深刻得影响了欧美政治,对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也有一定的启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拓思路。以柏克的自由思想为核心,围绕着柏克思想中传统和保守主义两大关键词来厘清自由传统的内涵。从柏克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柏克思想的理论基础展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政治上乔治二世王权扩大,试图控制议会的危机。在18世纪英国的社会背景下,柏克深受西塞罗、经验主义和柯克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具英国特色的保守主义思想。柏克的保守主义强调保守主义对自由传统的推崇,审慎改革是保守主义守护自由的原则。从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出发,反对激进主义的自由观和平等观。柏克保守主义自由思想的克制是与自由主义者的激进相对而言的,两者都认同自由的价值,只是对自由的实现方式存在争议。更加强调的是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强调保守主义对于社会发展和维护自由的积极意义。柏克从“人赋人权”论、政党理论和贵族制思想阐释了实现自由的方式。柏克认为自由的实现必须依靠传统,以保守主义主张的改革方式来适应时代需求。因而,要保守自由就应反对激进主义。同时,自由作为一种传统价值,维护传统就是守护自由,因而柏克也反对启蒙理性,认为理性至上戕害传统。柏克的形象由此在国人心中更具体全面的,为国内探讨社会改革的学术论说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考角度。通过对柏克保守主义的自由思想的探析,从而对英国典型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对英国发展道路上秉持的保守倾向之必然性、可行性有进一步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所走的弯路,认识到落后的实质原因是近代中国在发展思路上“丢失了自我”。对柏克思想的评价从理论价值和其思想的局限性为切入点,揭示了柏克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柏克思想的理论价值体现在直接影响18世纪的英美政治、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以及哈耶克对柏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柏克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指柏克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以及柏克对民主的偏见。最后从柏克思想回到当代中国,柏克的思想无疑很适应处于改革深水区的当代中国社会,其思想主要从两方面给中国发展带来启示,即回归伦理价值和审慎改革。但仅从传统和保守主义两个角度来研究柏克的自由思想势必有失偏颇,其自由思想还需进一步深入思考。另外,内容更多是对柏克思想的梳理与说明,缺乏对其思想进行提炼和评论,创新点不足。但从传统和保守两个方面对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梳理,这种方式大致涵盖了柏克的主要思想内容。具有创新点。

汪尧翀^[4]（2017）在《现代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哈贝马斯与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对话》文中指出立足于列奥·施特劳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内在关联的三大主题。审美奠基主义作为德国观念论的直接后果,构成了双方批判现代性危机的起点。进而,对主体问题的否定批判与肯定转换,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与批判社会理论两套思想方案。双方的思想立场相互对立,并折射不同的政治意义。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双方共享的现代思想主题及思想语境,既有助于反思国内学界的"施特劳斯热",又初步尝试建立批判理论与古典政治哲学之间的对话关系。

袁治中^[5]（2016）在《柏克政治哲学中的双重性问题研究 ——以“美洲事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埃德蒙·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分别呈现给世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两种形象,柏克因此被质疑其思想的前后一致性。本文认为柏克的思想是具有前后一致性的,这种一致性就体现为他的思想的双重性,他在革命前后处理每一件大事上都体现出了自由与保守的双重性。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选择了他在法国革命前参与的最重要的事件——美洲问题作为切入点,在柏克的美洲观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帝国思想和推恩论思想。帝国思想其实质可以理解为“拥有主权却不行使主权”,体现了柏克对待美国独立问题的保守的一面,推恩论思想其实质可以理解为“英国放弃行使主权以换取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主权的承认”,体现了柏克对待美国独立问题自由的一面。本文认为柏克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表现出双重性首先是因为他所拥护的贵族制当时正面临着来自国王和民众两方面的攻击。从柏克早期的政党理论可以看出柏克是要扞卫贵族制免于君权的侵犯的;从柏克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和他对实质代表制的支持可以看出他是支持贵族制免于民众的侵犯的。其次是因为柏克政治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他反对抽象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入侵,推崇传统作为治国的依据,提倡政治家要拥有审慎的品德。

于克晓^[6]（2015）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国内对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的研究以学术论文为多。对霍布斯,主要从其政治哲学思想矛盾性、国家主权学说、有关自然法的观点进行研究;对洛克,主要从其自然权利说、政府论、自由思想进行研究;对卢梭,主要从其在思想史的地位与影响、公意说、人民主权论进行研究。国外对社会契约思想研究的成果则突出表现在几部经典学术着作。国内外学者在对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社会契约思想作比较研究而取得较大收获的视角或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关于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二是关于社会契约思想价值目标的比较研究,三是关于人的自然权利交予范围的比较研究。

徐旭^[7]（2014）在《民国保守主义的新文化异托邦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从反思现代化的角度出发,重新界定中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首次明确地提出民国保守主义的概念,从而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本论文首次从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的副文本的角度切入民国保守主义,从而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又首次在宏观上、整体上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尤其是运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对民国保守主义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福柯曾在多种场合、多种论着作中阐释其异托邦理论,从中可以抽象出异托邦多种多样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与民国保守主义者表现出的如何取舍中西文化以重构新文化而实现其救亡图存宏愿的思想文化主张存在着诸多契合之处。民国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化的阐发,从宏观上看就是建构了一个新文化异托邦,而这个新文化异托邦在微观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又使其可分别被称为危机异托邦、监视异托邦、调适异托邦以及补偿异托邦。论文第一章基于危机异托邦的特点而展开论述,即结合异托邦所天然具有的危机意识或灾难色彩阐释民国保守主义者在建构新文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忧国忧民之心。民国保守主义者的新文化建构固然始于他们对现代化——尤其是西方化的反思,但他们阐释其思想文化主张的第一步则始于绘制一个充满忧患和危机的社会图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然充分暴露西方文化之弊端而传统文化的价值又一直被埋没的情况下,民国保守主义者为崇尚西化之风和贬抑传统之潮而忧心忡忡。最为重要的是,崇尚西化之风与贬抑传统之潮双双加剧了伦理失范和道德沦丧,而这显然有碍于救亡图存。客观而言,民国保守主义者绘制的社会图景颇具“过虑”成份,像现实又不完全现实,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异托邦。论文第二章、第三章分别基于监视异托邦的特点和调适异托邦的特点而展开论述。前者结合了异托邦有限度地对外开放的特点,后者则结合了异托邦注重保持自身特有属性而又顺应时势的特点。二者分别阐释了民国保守主义者在建构新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文化、反省传统文化的评判态度和以应时需地借鉴西方文化、延续传统文化的取舍原则。在评判、取舍西方文化方面,民国保守主义者既批判西化的思想行为所存在的误区,又重新阐释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进一步拓展国人所认知的西方文化的外延,并积极取其所急需的内容,同时刻意舍弃或遮蔽其所不需要的内容。因之,民国保守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既不排斥也非来者不拒,从而使其建构的异托邦时刻监视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至于在评判、取舍传统文化方面,民国保守主义者在纠正时人刻意误读并刻意贬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还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真义,大力倡导承继或延续传统文化——尤指传统的伦理道德。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倡导侧重于揭示其应时对景的价值意义,从而使其建构的异托邦表现出一种顺应时势而又契合时势的调适性特征。其实,监视异托邦对西方文化的取舍以及调适异托邦对传统文化的抉择是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建构的新文化异托邦的一体之两面,其最终的走向则是建构和合中西文化的新文化以引导中国摆脱救亡图存之困境。这种新文化既比照着纯粹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又比照着纯粹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从而在对比之中呈现自己的优势或裨补自己的缺陷。但是,民国保守主义者建构新文化的主要目的不是展现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而是借鉴他者文化并改造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论文第四章基于补偿异托邦的特征而展开论述,即结合异托邦往往比照着现实空间污浊不堪或混乱无序的特点,侧重于阐发民国保守主义者和合中西文化以重构新文化的崇高理想,同时展现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不同的西方形象的想象性描写。通过论述民国保守主义副文本中的异托邦建构,本论文揭示出民国保守主义者在保守的外衣下所潜藏着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爱国思想。民国保守主义者其实并不保守,而这种不保守一方面表现为民国保守主义者倡导延续的传统文化是改良后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传统文化而非一成不变的完全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民国保守主义者虽极力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却并不排斥有选择、有限度地吸收确实具有借鉴意义的西方文化。可以说,民国保守主义者极为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腐蚀和侵害,同时又极具前瞻性地预见到建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之,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建构的新文化异托邦有助于唤起或重申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以及隐藏于二者之后的国际竞争意识。

俞祖华^[8]（2014）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三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三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三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三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指出“三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三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三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三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三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三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三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刘国栋^[9]（2014）在《批判与建构：卢梭的个人和公共空间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卢梭思想宏大而庞杂,但是他的思想存在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思想的批判性和建构性功能并存,第二是思想的冲突性与和解性并存。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或许能够成为卢梭思想研究的一个切入角度。论文第一章“绪论”部分概括了卢梭思想的国内和国外研究现状。学术界虽然没有以卢梭的个人和公共空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但是普遍观察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卢梭思想的应有之意。卢梭的建构思想以他的人性论为前提,即论文第二章“心理原罪：卢梭批判和建构思想的原点”。人性原本只有两个自然的基本禀赋：自爱和同情。从自然人不会有意为恶这一点来看,人自然上是善的。关于卢梭自然人性善的判断,学术界的分歧不大。但是,大部分研究者没有发现卢梭人性判断的复杂性。他实际上认为,人类只要发生相互交往而进入社会状态,原本无辜的自爱就会异化为自尊。笔者称卢梭加之于社会状态当中的自尊为人性的心理原罪。因此,卢梭也就对人性做了双重的判定。自然善是人性的初级判定,而心理原罪是人性的高级判定。心理原罪是人性和社会罪恶的源头。人性当中的心理原罪因此是卢梭批判和建构思想的原点。卢梭对人性的双重判定决定了他建构思想理路的多样性。他的建构思想就是要在个人和公共空间的不同关系纬度下来治愈人性的心理原罪。论文第三章“波兰：极端公共空间路径”是卢梭所开出的第一张医治药方。他对波兰宪政改革的建议正好落脚于极端公共空间路径之上。个人和社会、政治和道德在这种路径下没有区分。个人的全部情感被转化为伟大的爱国心和公共美德,一个人只能有一种自尊的方式,只能有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政治国家通过社会意见、公共教育和宗教等形式重新规制了个人心中的心理原罪。但是,极端公共空间路径牺牲了个人空间和个人情感的多样性,以及个人道德权利的主体性。虽然有着崇高的德性理由,强大的政治国家也无法满足人性的复杂和多样需求。物极必反,个人公共德性的幸福也可能会演变为生不如死的压力。论文第四章“孤独行走：极端个人空间路径”是卢梭为人们开出的第二张治愈心理原罪的药方。在极端个人空间路径之下,由于他者的缺失,个人心中的心理原罪不再具有发生作用的条件。个人完全处于类似于自然人的无辜自爱的情感逻辑支配之下,远离了情感的自我消耗。个人在该路径下重新回归自然,并且能够获得朴素的信仰。但是,个人在免除心理原罪和虚妄情感的同时,温情的个人生活、积极的公共道德也一并被抹杀了。极端个人空间路径自身也是不完满的,因为它同样无法满足人性的复杂和多样需求。为了在个人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天平上保持平衡,卢梭必须开出更加全面的药方,即克拉朗式的亲密家庭、乡村社群路径和混合路径,即论文第五、六两章。克拉朗源自于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或称《朱丽》）。因为克拉朗独特的地理和人文风貌,个人的心理原罪既得到了限制,又能发展成为友谊、爱情、亲情等积极的个人德性和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公共德性。良治社会的混合路径则同时吸收了极端公共空间路径、孤独行走的极端个人空间路径和克拉朗路径的好处,显得更加有效与合理。在良治社会的混合路径之下,卢梭通过公意和公民宗教的形式在个人和公共空间之间找到了最大的和解之道。个人的心理原罪既可以被转化为积极的个人德性,又可以被转化为对共同体崇高的爱。良治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各项制度都十分健康的社会形式。论文第七章“总结与反思”全面总结了卢梭的建构思想,并对相关的话题进行了反思性的讨论。如果混合路径还存在什么缺陷的话,那就只能是它的完美化自身所造成的。混合路径仍然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各种矛盾。但是,卢梭思想的贡献之处就在于他面对这些矛盾时所采取的态度。他承认个人和公共空间各自的合理性,同时正视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而努力调和矛盾。两者最终只能是相互定义和相互建构的。当卢梭试图调和个人和公共空间的关系时,他采用了公民宗教的形式。可是,他的公民宗教理论与其说是可供实施的计划,不如说是指导性的原则。卢梭为现代社会提供道德、心理支撑的任务远没完成。

胡伟希^[10]（2013）在《中心与边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文中认为前言本文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研究,很自然,首先就遇到一个如何界说知识分子的问题。说起"知识分子",人们首先会想到劳动分工,将"知识分子"与"脑力劳动"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其实,这一看法虽然广泛流行,却是一个不确切的定义。原因很简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社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体脑分工的界线也渐趋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是否从事脑力劳动来界定知识分子已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脑力劳动者"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脑力劳动"有多种多样,它模糊了"脑力劳动者"与起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的区别。

二、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论文提纲范文）

（1）埃德蒙·柏克自由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保守”的自由 ——埃德蒙·柏克自由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哈贝马斯与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5）柏克政治哲学中的双重性问题研究 ——以“美洲事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保守主义的新文化异托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9）批判与建构：卢梭的个人和公共空间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论文参考文献）

• [1]埃德蒙·柏克自由观研究[D]. 吕楚斌. 中山大学, 2021(02)
• [2]“保守”的自由 ——埃德蒙·柏克自由观研究[D]. 刘晨. 华侨大学, 2020(01)
• [3]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自由思想研究[D]. 唐娜. 东南大学, 2019(03)
• [4]现代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哈贝马斯与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对话[J]. 汪尧翀. 文化研究, 2017(01)
• [5]柏克政治哲学中的双重性问题研究 ——以“美洲事务”为例[D]. 袁治中. 江苏师范大学, 2016(01)
• [6]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研究综述[J]. 于克晓.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15(01)
• [7]民国保守主义的新文化异托邦研究[D]. 徐旭. 武汉大学, 2014(01)
• [8]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批判与建构：卢梭的个人和公共空间关系思想研究[D]. 刘国栋.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0)
• [10]中心与边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J]. 胡伟希. 中国思潮评论, 2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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