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医学继续教育培训班的实践与体会

一、开办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班的实践与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田诗晴^[2]（2021）在《网络创业背景下成年视障者转化学习研究》文中指出视障者就业难是个现实问题。无论视障者个体还是社会都对视障者的职业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刻板印象。但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网络创业成为视障者就业的新机遇。本研究从成人教育学的视角分析视障网络创业者转化学习的发生机制,旨在理解视障者通过转化学习打破“盲人只能做按摩”的固有认知,自我突破成为网络创业者。研究以杰克·麦基罗（Jack Mezirow）的转化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先后对6名视障网络创业者和15名视障普通从业者进行访谈,并重点对Z和M两名视障网络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叙事分析。研究发现网络创业背景下成年视障者转化学习的发生机制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一,触发事件基于自身经验强化与共情效应的联结。促使视障者想要网络创业的触发事件分别有体验式经验、待改进事件、榜样经验、危机事件、拓展性经验及共情效应。这些事件引发了视障者对自己能力和定位的新认识,从而促使他们想要网络创业。第二,核心动力是网络技术、创业知识及心理调适的互动。视障者学习和掌握网络技术、创业知识,进行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转变成为网络创业者。第三,关键推力是认知陷进与自我认知重构的博弈。视障者在网络创业过程中会经历被认知陷阱束缚、跨越认知陷阱、实现自我认知重构阶段。视障者的学习和实践活动与其自我认知重构之间互相影响,促使他们最终成为网络创业者。第四,重要外力是政府、社会机构及他人的支持。政府与社会机构能为视障者提供实践机会;组织线下培训班;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视障者还受到家人、健视朋友及合作伙伴的支持。针对视障网络创业者转化学习发生机制中的关键点,本文提出四方面改进触发事件、核心动力、关键推力、重要外力的策略:第一,增加自我经验获得,促使转化学习发生。首先为视障者提供多样的实践机会;其次为视障者定期开展分享交流会。第二,提高自身学习能力,激发转化学习活力。首先视障者应增强主动学习意识;其次视障者应采取多元学习方式;最后视障者应注重自我心理调适。第三,实现自我认知重构,推动转化学习开展。首先为视障者提供多元课程;其次营造包容性的社会环境。第四,发挥政府与家庭外力作用,保障转化学习运行。首先政府应建立支持体系;其次家庭应发扬关怀力量。

周小渟^[3]（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骆晗^[5]（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及经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儿童的养护和教育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点关注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许多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得到一点点的应证。结合中国当今实际,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作为民生工作进行专门阐释和部署,2019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幼儿托育工作的相关文件,托育机构的运作和规范也在不断完善,由此可知国家对于儿童托育工作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对中国儿童托育工作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时代化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儿童托育工作在名称、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转变,但是在新中国初期这项工作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亟待推进,妇女成为挖掘劳动力的主要着力点,国家出于解放妇女劳动力和保育儿童的主要目的,大力推行保育政策以解决妇女的后顾之忧,激发妇女的劳动潜力推进国家建设。因此新中国初期的保育政策实践很大程度上与妇女解放的话语相关联,这也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构建。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的重要思想及理论在中国展开实践的过程。所以论文拟从此处着手,选取1949—1956年为主要考察时段,对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展开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国家与基层的互动联系,在还原多维历史面相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论文考察和论述的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厘清保育政策的理论逻辑。考察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之前,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研究,交代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思想与保育政策理论来源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梳理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过程中党委、政府及妇联的政策规划和实际行动。探究保育政策实践的“主导者”如何从上层视角推动保育政策的实践,整体概述1949—1956年党委、政府及妇联为推动保育工作制定的相关政策及做出的实际行动,还原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妇联形成的互动样态。第三部分,考察保育组织与他机构的协调配合。在党委、政府和妇联做出整体性规划后,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与保育组织进行了工作上的协调配合、合作共进。第三部分内容则以保育组织托儿管理委员会的创建与运作为考察中心,交代保育政策实践过程中组织机构间的矛盾协调与统筹互动。第四部分,考察保育工作者的培训塑造。人民群众作为能动主体,在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能动反映,因此研究政策实践必须深入考察对“人”的培训与塑造,选取保育工作者为主体展开探究,分别阐述保育工作者的培训、报酬及竞赛三个方面,分析保育工作者如何从“家庭妇女”转变为带有“身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而有效地推动保育工作的开展。第五部分,考察保育组织内关于儿童保育的具体工作。对于儿童的保育是保育组织的主要工作,入托儿童的身心健康对于儿童自身以及孩子家属都有直接影响,因此第五章从儿童卫生健康、教育及饮食等多个方面交代保育政策实践与儿童能动性的相互反映,考察国家建设与儿童保育工作的重要关联。第六部分,对保育政策实践做出客观评价和经验总结。从“组织”及“个人”多方面考察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的复杂过程,第六章在还原“事件”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基础,对这场盛大的“集体运动”从成效与不足两个方面做出客观评价,并且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群众路线、组织机构、工作队伍及思想教育五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再结合新时代儿童托育工作进行探究表述。另有结论部分对文章做出完整概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对文章做出了结论性总结,阐述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托育工作中的时代价值。

刘微^[6]（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胡兵^[7]（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张王勇^[8]（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罗菲^[9]（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罗健雄（Law Kin Hung）^[10]（2018）在《“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通过对古今较有代表性针灸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发展进行研究,了解其人物脉络、学术思想、传承模式等,为“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提供参考、思路及启发。2.通过对岭南有代表性的针灸流派及针灸医家进行研究,了解岭南针灸学术流派在发展、传承和学术上的特异性,为“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研究奠定基础。3.基于对古今针灸学术流派及岭南针灸学术流派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深入挖掘、整理,梳理出流派的渊源、传承脉络、学术特色、传承体系及流派成果等,以推动针灸学术流派的发展。4.凝练流派学术思想,通过对失眠的针灸治疗文献研究,对“岭南陈氏针法”的学术思想进行阐述。方法:研究主要通过电子数据库、名老中医工作室、经典古籍、专着、专家访谈多方面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及总结凝练,开展古今针灸学术流派、岭南针灸学术流派、“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文献检索范围为1988至2017年近30余年期间发表在国家及省级医学杂志的文献及论文等;并分别对“岭南陈氏针法”应用于临床治疗失眠的125条针灸处方、1997年至2018年近20年间针灸治疗失眠的73篇文献中213条针灸处方、及5部针灸学教材或专着治疗失眠的25条常规针灸处方,从穴位配伍、穴位应用频次、特定穴的应用、经脉的应用等,进行对比分析,对“岭南陈氏针法”的学术思想进行阐述,资料来源如下:1.电子数据库数据源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针灸流派传承研究检索词有岭南学术流派、针灸流派、岭南、传承、飞针、补泻手法、进针法、针灸医家名、靳三针、岭南天灸、天灸等,检索相关文献500余篇,纳入参考100余篇。针灸治疗失眠的文献研究检索词有“睡眠障碍”、“失眠”或“不寐”,并含“针灸”或“针刺”,在其结果进行二次检索,检索词为相关的证型,如心脾两虚、心肾不交、肝郁化火、痰热内扰、心胆气虚、阴虚火旺、脾胃失和等。检索相关针刺治疗失眠的文献共133篇,按研究方案设定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予以筛选,最后遴选符合条件被纳入文献共73篇,共收集治疗失眠的针灸处方213条。2.经典古籍及专着查阅《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及《针灸大成》等经典古籍,以及岭南特色针法疗法等相关专着,如《临床针灸新编》、《针灸临床特色技术》、《陈全新》、《陈氏针法新释》、《岭南陈氏飞针》。3.工作室资料2014年9月24日的陈全新名医工作室总结报告中治疗失眠的针刺病案及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期间“陈全新名老中医工作室”针刺治疗失眠的病例资料,共收集125条针灸处方。4.专家访谈共对11名专家进行访谈,其中有幸得到第三代传人陈全新的亲传口述有关其祖父及父亲的行医经历,及其他10名专家的评点（附录1、附录2）。对象主要为“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传承人、其他岭南针灸学术流派的针灸名家或专家,以补充其它数据源资料的不足,使“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更充实。结果:1.梳理传承脉络“岭南陈氏针法”是广州中医世家陈氏家族独创的特色针法,经历了陈宝珊、陈锦昌、陈全新前三代的发展创立而成,再通过陈秀华等第四代及第五代传承人共同逾百年的传承、创新及发展,“岭南陈氏针法”在针灸界影响力日盛,并于2015年11月入选为第六批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后形成了以“阴阳互济、通调和畅”为主导思想,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特色针法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其五代人的传承脉络清晰,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岭南针法学术流派之一。2.凝练特色针法“岭南陈氏针法”将“岭南陈氏飞针法”、“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和“岭南陈氏导气手法”融为一体而成。“岭南陈氏飞针法”特点是旋转、快速、无菌、无痛快速进针;“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把传统的针刺补泻手法,以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将补虚泻实的治疗量法及规范化,相对地分为轻、平、大三类（即轻补、平补、大补;轻泻、平泻、大泻）,使补泻手法更形象化,使针灸医师更易掌握针刺补泻,最后能体会因应患者的体质、虚实及病情的变化,施以不同量度的针刺补泻手法,有利临床实践及传承;“岭南陈氏导气手法”常用针向行气、捻转提插、按压关闭、循摄引导的行气手法,以导气传经感传,通关过节使气至病所为目的。3.倡导治神守神“岭南陈氏针法”在临床上倡导治神守神,针灸得气是其先决条件,得气、治神与守神贯穿于针刺治疗的全过程,因此得气、治神与守神,成为“岭南陈氏针法”的灵魂及精髓。4.流派传承发展流派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第四代传承人陈秀华在第三代传承人陈全新的指导下,结合自身的学习和临床体会,以及对技术要点的掌握和领悟,把飞针操作的步骤提炼分解,总结出“飞针”练习四步曲,分别为徒手练习;捻针;持针垂直旋转刺入及摆动旋转刺入。使岭南陈氏飞针初学者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进行学习,更能把握飞针的特点,使培训周期由三年缩短为三个月,促进“岭南陈氏针法”传承推广,对流派的传承创新及发展作出贡献。5.推广传承模式“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有完善的传承体系,其传承模式有师带徒、名医工作室、院校教育、继教培训、进修实习培训,培养大量针灸专业传承人。它通过出版专着和教学光盘,申请专利和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表高质量论文、开展单病种临床研究、举办国家级及省级继教学习班、主办和参与国际论坛、开设学术讲座,为名老中医经验,创新和应用提供示范和经验,得到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促进中医药学术传承和推广,在国内十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研究成果及专利等标志性突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岭南陈氏针法”影响力达荷兰、美、加拿大、英、法等36个国家,从这些国家前来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进修的留学生和进修医师络绎不绝,培养了大批的国内及海外的中医药针灸人才,其中包括博硕士研究生、进修医生、本科生等,传承推广至世界各地。6.凝练学术思想通过对“岭南陈氏针法”治疗失眠的文献研究,显示其选穴组方,遵循中医辨证,重视经络学说,循经取穴,重用特定穴,在30个应用在治疗失眠的穴位中,属特定穴的占总选用穴位数达90%之高。而在经脉的应用频次分析中,足太阴脾经应用频次最高,远高于其余经脉,占经脉应用总频次的25.42%,这与“岭南陈氏针法”治疗失眠时重用三阴交密切相关。临床治疗时,用穴精简,治疗失眠用穴在3穴至6穴之间,注重“治神、调神、守神、养神”,要求除医者要治神、守神、养神外,也要引导患者心理的调节,嘱患者调情志,勿劳累太过,作息有时,体现了其注重治神、守神与养神的思想。临床施行针刺治疗时注重得气、行气与催气,因应辨证的病情轻重,施以“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法”及“岭南陈氏导气手法”。陈老创立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以“阴阳”为其学术主导思想,故循经选穴配伍上,注重“阴”与“阳”的协调,取穴以“远近”,“俞募”,“上下”及“左右”的配伍为原则,而大部分的处方组成又都包含了阴经及阳经的组合,在各个方面均体现“阴阳互济”的思想,实现了“远近取穴通经络、俞募配穴调脏腑、上下配伍和阴阳、左右思变畅六经”的取穴原则,以达调和阴阳,疏通经络,调理脏腑,通畅六经之功,体现了学术流派“阴阳互济,通调和畅”的学术思想。结论:1.梳理学术流派传承中国针灸发展源远流长,针灸学术流派对传统中医针灸发展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使已发展了数千年的针灸医学得以继续传承、发展及创新,要成功做到这点,针灸学术流派必需具备完善的传承体系。“岭南陈氏针法”是广州中医世家陈氏家族独创的特色针法,经历了陈宝珊、陈锦昌、陈全新前三代的发展创立而成,再通过陈秀华等第四代及第五代传承人共同逾百年的传承、创新及发展,最后形成了以“阴阳互济、通调和畅”为主导思想,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特色针法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其五代人的传承脉络清晰,具备有效的传承模式及传承推广手段,形成完善的传承体系,使“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针法特色、临床经验等有效传承、发展、创新及传播,薪火相传,推动祖国针灸学术流派的发展,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岭南针法学术流派之一。2.凝练流派学术思想陈老创立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以“阴阳”为其学术主导思想,认为脏腑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根本,故在进行针灸临床治疗时,常以中医的整体观为指导,辨证辨经,以针施治,达到调和脏腑阴阳,治愈疾病为目的。本研究对失眠的针灸治疗文献研究显示,“岭南陈氏针法”在针刺治疗时遵循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强调辨病辨证施治,重视经络辨证,奉行循经取穴,以“岭南陈氏飞针法”、“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及“岭南陈氏导气手法”为临床针刺治疗基础,针刺治疗用穴精简,治疗时注重治神与守神,进行针刺治疗时的辨证选穴及配穴,皆显示了“远近取穴通经络、俞募配穴调脏腑、上下配伍和阴阳、左右思变畅六经”的取穴原则,体现了“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阴阳互济,通调和畅”的学术思想。

二、开办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班的实践与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办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班的实践与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创业背景下成年视障者转化学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及经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开办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班的实践与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网络创业背景下成年视障者转化学习研究[D]. 田诗晴.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及经验研究（1949-1956）[D]. 骆晗. 西南大学, 2020(01)
• [6]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7]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10]“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D]. 罗健雄（Law Kin Hung）.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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