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冯丽红[1]（2021）在《江户早期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因为西方国家的介入,东亚海域原有的贸易格局被打破,东亚海域贸易的新时代随之开启,17世纪的东亚海洋贸易被纳入逐步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亚海洋贸易中最主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在17世纪经历了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晚明倭寇对中国沿海的劫掠,明清鼎革之际台湾郑氏集团的崛起以及稍后清政府厉行的海禁政策;17世纪初日本江户幕府的建立以及葡萄牙澳（门）日（本）贸易的终结,都对中日之间的传统贸易形成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由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以唐船为载体,以唐商为主体展开,因此,通过考察该时期的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制度,分析唐船贸易制度的变迁和唐商管理模式的变化,可以了解当时的中日贸易的真实状况,探析中日贸易是如何从以中国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走向以中国民间商人赴日贸易为主的贸易形式。绪论主要对先行研究进行了回顾,阐述本文的基本构思及框架的同时,解释了江户时代初期唐船贸易的历史背景和特点。第一章主要以唐船贸易制度的变迁为主线,考察了丝割符制度时期、自由贸易时期、货物市法时期及定额贸易制度时期,四个时段内贸易展开的形式、盈利、规模等状况。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唐船贸易主要是在江户幕府主导下展开,江户幕府不停地调整贸易制度,管理制度趋向严格,最后上升至完全由官方垄断。第二章则以唐船贸易管理的两大机构——“长崎奉行”和“唐通事”为考察对象。长崎奉行作为幕府的官僚人员,其政治地位和职务伴随着长崎贸易的发展而变化;唐通事作为在日本的华侨团体,是幕府管理长崎贸易相关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其岗位及职能也是为了适应长崎贸易的需要而设置的。第三章则主要以幕府对唐商在日本期间的管理为主线。唐商在日本经历了从“散居”到“半自由居住”,再最后到入住唐人屋敷,行为受到完全管制的过程,这也是幕府根据不同时期贸易总体方针逐步调整唐商管理方法的历史过程。结语部分总结了唐船贸易的形式,并提出了基本结论以及今后需要深代的研究方向。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2]（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周小渟[3]（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陈佳琳[4]（2020）在《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文中提出自汉唐代以来,中国就积极吸收引纳外来文化,跟周围邻居建立了互通有无的良好关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走出去,也有人走进来。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基督教堂建筑。作为外来宗教文化的载体,教堂建筑更真切的体现了设计者在特定物质条件和精神理想引导下的不同选择及其建筑表达。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建筑类型,而且见证了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京作为世界的文明古都,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以来都以宽容的态度接受着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教堂建筑也随之在北京得到发展,并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它的传入促使天主教堂建筑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教堂建筑不仅在自身的建筑风格上发生着演变,而且影响了北京的近代建筑。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天主教堂所呈现出的建筑形式也不同。本文所研究的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堂,位于北京的核心区内,历经政治动荡,至今屹立不倒。其中,宣武门天主堂、西什库天主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府井天主堂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教是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派。它伴随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又随之侵略扩张而传播到中国。北京新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宗派的差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教教堂经历了百年动荡,每一座教堂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本文所研究的新教教堂,亲历各种历史事件,并由此折射出城市现代化与传统记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和卫理公会亚斯立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北京东正教的传入与其它两个宗派不同,它的传入是沙皇对中国侵略的一种手段。随着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东正教堂建筑也随之出现在北京这座东方古城当中,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但由于多方面的政治因素,东正教在北京的发展并未像其它教派一样广泛,反之时至今日东正教已经在北京绝迹,但东正教在北京留下的这段传播历史,对北京近代建筑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论文以北京的天主教堂和墓地、新教教堂、以及东正教堂和墓地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将建筑个案研究置身于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讨教堂建设的历史沿革、设计理念及其建构手法。我们发现早期的教堂大都不是纯粹的西式建筑,是吸收中国养分之后的改良之作。教堂建筑传入北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拼贴中国元素,技术上采纳中国传统做法,最终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生态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研究北京近代教堂建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影响;其次为更好的保护北京近代教堂建筑提供一份详细资料与依据。
徐佳文[5]（2020）在《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的演变与影响探析（1840-1911）》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10年代初期的中朝两国,正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并逐渐成为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与此同时,西方的基督教势力不断地在两国渗透,中朝两国的基督教政策随之应运而生。整体上看,中朝两国的基督教政策都经历了禁教、弛禁和容教三大阶段。中国因清康熙朝的礼仪之争而对基督教实行禁教政策。禁教政策在两次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冲击下松动。中法《北京条约》确立了宽容传教政策,并成为晚清的基督教政策,持续至清朝灭亡。在容教政策实行过程中,晚清政府曾主动对基督教进行管理,但因教权是不平等条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和条约中的其它条款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冲突,教案频繁发生,其隐患难以消除。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晚清政府对容教政策进行修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晚清的基督教政策即随之覆灭。朝鲜王朝在开港前,信教的士大夫为基督教辩护;不信教并反教的士大夫极力批判基督教。反教士大夫的言论被朝鲜王朝政府采纳,通过“正邪之辨”和“华夷之辨”的模式反教和禁教,并通过“修政明学”和“五家统法”引导和管理民众的信仰,由此发生了诸多教难,但其信仰未被断绝。开港初期,朝鲜王朝政府暂时延续了严禁的基督教政策。《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朝鲜王朝政府实行宽禁的基督教政策。期间,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引发朝鲜王朝政府的恐慌,所以在1888年4月22日公布《耶稣教传道禁止件》。同年发生了“婴乱”事件,美国公使丹时谟向朝鲜王朝政府积极建言献策,使其对外国人以及基督教的看法真正改观,转而继续实行宽禁政策。外国传教士通过间接和直接的传教方式逐渐获得了朝鲜王室和下层民众的接受,朝鲜王朝政府最终在1896年对基督教实行信教自由政策,并于1899年公布了管理教民的《教民条约》。中朝两国禁教和容教政策实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礼仪之争的加剧是中朝禁教政策实行的直接原因,统治者对皇权和王权的担忧是其根本原因,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异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是其重要原因。条约体系下的妥协是中朝容教政策实行的根本原因,外交政策的变化、政府应对基督教的策略倾向、列强传教方式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中朝容教政策实行的重要原因。中朝容教政策的实行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加剧了两国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但是在容教政策实行期间,传教士开展的教会医疗和教育事业等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国现代化的进程。
于璐[6]（2020）在《晚清时期中国官民对条约关系的认识与因应 ——以传教条款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统朝贡关系逐渐瓦解,中国被迫接受以条约关系所构筑的新型外交关系。从中外首批不平等条约到《辛丑条约》和清末商约的签订,传教条款不断被塞入不平等条约和中外商约之中,成为中外条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传教条款为切入点,从晚清政府和民众两个维度来探究时人在不同时期对这种新型外交关系的认识和因应。晚清政府对传教条款的认识与因应,主要体现在对传教条款的“信守”和“修订”两个方面。在对“守约”方面,晚清政府经历了从要求对方守约到注重自我守约的转变。道光朝和咸丰朝要求西方传教士严守条约,并对违约进入内地的传教士进行严惩。然而,清政府当时还没有树立起守约意识,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在处理传教士私入内地的相关事件中屡屡违背条约规定,而政府疏于对违约官员的处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朝的“羁縻”之术在列强的武力威胁下归于失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新增的传教条款,打破原有条约中对基督教的限制,粉碎了清政府以“守约”来抵御外来宗教侵袭美梦。为了解除内忧外患,不得不对西方让步,由原来的要求对方守约转而更加重视自己守约,部分官员开始具备国际法意识。清政府将传教条款内容转换为国内法,在处理教案时依约赔还教产,保护传教士和教民,并加强对违约地方官的惩治。在对传教士的守约要求方面,清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宽容的政策,这使得以条约抵制传教士的违约行为愈发艰难。在对“修约”的认识和因应上,晚清政府经历了从拒绝修约到重视修约,再到主动争取修改传教条款的转变。中外首批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把条约当成一劳永逸的“万年和约”,一味拒绝英美修约请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让清政府开始重视条约中的修约规定。从1868年预筹条约大讨论时拒绝加入新的传教条款,到中法修订《天津条约》时提出增加相关传教条款来限制传教特权的进一步扩大,再到19世纪后半期专门性“教务章程”的筹议,都体现了清政府修约主动性的增强。从对传教条款修改的内容来看,清政府在修约交涉中,更加具有务实性和灵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政府对条约关系和国际形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另外,在20世纪初的修约实践中,清政府能够抓住时机,主动去争取权益,力图在新订条约中加入有利于自己的传教条款,从而为通过条约关系约束在华教会,提供法律依据。广大中下层民众对传教条款的认识,多来源于传教条款对其观念意识和实际生活带来的冲击。在传教条款的影响下,大量民众选择入教。不过,除了部分虔诚的教民外,大多数教民只是为了获取传教条款带来的利益,在信仰上并不虔诚,更有甚者,利用条约特权为非作歹,成为引发民教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类民众则在反洋教斗争中,对传教条款以及条约关系有了一定的认知,有的民众也开始从条约角度来分析民教冲突的原因,指出传教士的违约现象,甚至仿照条约的形式制定约束教会的办法,义和团运动正是民众“最恨和约”情绪的一种集中爆发。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有些民众看待条约关系更加理性化,以假拟“和约”的形式来反对不平等条约,这亦体现了民众对西方世界和条约关系的认识具有不平衡性。
刘微[7]（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朱腾伟[8]（2019）在《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文中认为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趋势下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不断冲击着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为了应对西方近代化趋势的影响,清政府以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管理为中心,对外贸法制进行了变革,以管理对外贸易的粤海关为基点,联结参与对外贸易的行商与外商,规定了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使之有效运转,形成了相对完善而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对广州十三行法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考察清政府应对西方近代化趋势从而在外贸法制方面做出的变革,也可以探究广州十三行法制中借鉴传统法制所建立的适应近代贸易趋势并体现近代化因素的法律制度,还可以分析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历史借鉴意义。本论文的研究除绪论与结论外,正文共分为五章。绪论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与论文密切相关的“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的起始时间”、“广州十三行法制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缘由。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化趋势发展对清朝海上对外贸易提出了要求,也使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面临困境。清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革了对外贸易制度,解除海禁并实施开海贸易。但是清朝既有的朝贡贸易法制不能适应与西方国家开展近代化贸易的实际需求,中西贸易开展与中西交往都需要新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清政府在借鉴外贸管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中西贸易开展与管理的实际要求,在广州创设了粤海关,并以粤海关为基点联结行商与外商,通过规定这三类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使之相互协调与制约并有效运转,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第二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粤海关制度。近代化趋势下的中西贸易开展对清朝外贸管理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不能适应开海贸易后管理近代化贸易的需要。清政府在广州创设了粤海关作为管理中西贸易的专门机构,建立了粤海关制度。粤海关是广州十三行法制中最重要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之外粤海关承担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接受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督;在法律关系内部粤海关联结着行商与外商,承担着征收关税与管理贸易两大职责,负责对行商与外商的管理。粤海关既要实现清政府开海贸易的经济目的,也要满足清政府管控贸易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第三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行商制度。为了实现对广州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并解决“华夷之辨”产生的官府直接管理外国人的障碍,清政府在粤海关建立了行商制度。行商在粤海关的许可下参与对外贸易并享有垄断外贸的权利,同时承担着代缴关税、管理贸易、管制外商及中外沟通等多种义务。随着近代化趋势下中西贸易的发展,行商的垄断外贸权利实际受到拘束,但行商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不断被强化。行商既是广州十三行贸易的参加者,也是清政府管理外来人员的媒介,行商隔离了外商与官府,也隔离了外商与内地民人。行商制度有助于清政府对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并有利于实现贸易开放与贸易控制的平衡。第四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外商制度。广州中西贸易的开展导致广州外来人员逐渐增多,为了管理外来人员并维持外贸秩序,进而维护社会安定与政治统治稳定,清政府以行商为媒介对外商实施了严格管制,建立了外商制度。以外商在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活动与居住生活为中心,清政府赋予了外商一定的权利,也对外商课以了广泛的义务,外商权利的行使需依附于行商,但外商承担义务是独立的。与近代化趋势下中西贸易发展带来的贸易管理形势变化相适应,外商制度经历了从松散管理到规范管理再到严格管理的变革过程,出于管理贸易与维护统治的需要,外商制度又表现出以“防禁”为核心的特点,约束了外商的人身自由也限制了贸易的自由发展。第五章广州十三行法制评鉴。粤海关、行商与外商三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广州十三行法制随着近代化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但本质上没有脱离封建法制的窠臼。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建立与运行实现了清政府对广州中西贸易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西贸易发展的要求,但也束缚了贸易自由发展并导致私相贸易频发。广州十三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传统封建法制,促进了近代法律思想、法制理念与法制规则的萌动,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做了一定的准备。广州十三行法制运行中存在的中西法律冲突,损害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效力,又对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广州十三行法制也可为当下贸易活动的法律规制提供历史镜鉴。从总体上看,广州十三行法制体现了清政府对西方近代化趋势的回应,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优势更有不足,其根据近代化贸易的发展要求而作出法制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化趋势的要求,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广州十三行法制束缚了贸易自由发展,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化潮流的发展趋势。
冯红艳[9]（2019）在《近代英国报刊中的中国形象 ——以《17和18世纪伯尼典藏报纸》为中心》文中提出《17和18世纪伯尼典藏报刊》是英国最大的、最全面的早期报刊典藏,其报道中包含当时的中国新闻,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随着英国报刊报道中国内容的增多,英国民众对中国形象有了初步的认知,中国形象也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18世纪中英正处在激烈变革时期。中国享受“康乾盛世”带来的繁荣的同时,却未察觉盛世下的“阴影”。清政府当时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及局部开放的海外政策,手工业仅作为农业的附属,其产品如茶叶、丝绸及瓷器等作为大宗商品传入英国,并广受英人喜爱。而此时,英国的变革较为剧烈,在政治上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王朝,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经济上致力于海外贸易,为英国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此时恰逢英国报刊的蓬勃发展时期,中英间交往的深入受到英国报刊的关注,不同类型的报刊竞相对中国做出报道。从报刊的主办群体看,17世纪的报刊由政府或政党控制,到18世纪,商人逐渐摆脱政党的束缚,报刊进入独立发展阶段,主办群体也多样化。因此,英国报刊上的中国形象是由多数人呈现的,那么对中国形象的看法也有所差异。英国报刊涉华内容广泛,包括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判断、对中国经济的考察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等。在中国政治方面,报刊呈现出中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形象。同时,中国皇帝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中国的每项政策都与其息息相关,因此,英国报刊对中国皇帝非常关注,并对他们给予评价。17-18世纪,正值英国政党斗争激烈之时,两党围绕中国典故或故事讨论蕴含的政治寓意。另外,两党还对中国的谏议制度、法律制度等作出评价。关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刊认为中国物产丰富,外贸环境宽松。一方面中国的产品如茶、丝、瓷连续不断地输入英国,深受英国民众的喜爱,另一方面,报刊中多次提及中国人口众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就在英国欲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时,中国趋向实行局部开放的政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报刊中显示,中国的儒学（下文也称为“儒教”）博大精深,特别是孔子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国吸收众多教徒的同时,还因“礼仪之争”问题遭受非难,中国曾在不同时期驱逐在华传教士。为解决此问题,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罗马教皇等都曾与中国皇帝进行过沟通。报刊呈现出中国各方面的信息,使英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更为全面,也因此对其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报刊中记录东印公司从中国运来大量的茶、丝、瓷等商品,不但加速了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发展,还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这些商品风靡英国,在英国掀起一股“东方情调”,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最后,随着英国海外扩张的需求,英王派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期望获得更多权益的外交策略失败,英国对华的政策逐步发生了改变,英国将用武力来打开中国大门。
张伟[10]（2019）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文中指出对历史上任何一场民众参与的集体暴力活动的源起研究,都不应该只停留在“环境决定”或是“普遍规律”的讨论层面。如果将关注重点放在历史进程中的“人”身上,以微观的视角观察人际或是群际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以往很多归之为“原因”的论说其实并不一定与我们看到的“结果”存在必然的关系。山西义和团运动的特点之一,便是极其剧烈的暴力活动和杀戮行为,如何解释这一过程学界其实并没有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探讨。本文以“接触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地方社会的暴力活动,便是基于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于看重“背景”和“影响”,而轻视“过程”的研究范式的反思。因为对暴力活动过程的关注,才会在“求真求实”的原则下,更为深刻地检验以往所探究的“背景”和“影响”的准确性和说明程度。而对于山西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的讨论,以往研究的重点,诸如因物质利益冲突而来的传教士干预诉讼,或是因文化冲突而来的反教流言等反面的影响,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这些情形或许只是山西民众“仇洋”、“仇教”的重要原因,但这却并不能直接促使他们参加义和团、从事集体性的暴力活动,“原因”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直接。而从山西的官员、地方士绅、普通民众、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具体互动来看,回归集体行动的“政治性”的思路,或许才能有效诠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敌视到对峙,再到暴力相向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以往对清廷的“反洋”态度如何与山西地方社会广泛的连接起来却一直缺乏有效的解释。笔者在“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接触性”为切入点,聚焦于具体社会情境中各方主体的社会互动,从而得出山西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毓贤在遵从“筹兵”命令背景下在山西倡议练拳,但是山西官府始终没有在组织上有效控制义和团,只是将“反洋”的观念不断向地方社会传播。由于政见不同和力量强衰等原因,山西各地的地方官又普遍缺乏与义和团的互动,“反洋”观念只能以地方社会的理解并实践开来,最终形成了官民一致“反洋”的背景下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
二、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江户早期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片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主要原始文献概述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唐船”概念 |
| 第一节 江户初期的时代特点 |
| 第二节 “唐船”的定义 |
| 第二章 唐船贸易法的变迁 |
| 第一节 初期丝割符 |
| 第二节 自由贸易时期 |
| 第三节 货物市法 |
| 第四节 定额贸易制度 |
| 第三章 唐船贸易的管理机构 |
| 第一节 长崎奉行 |
| 第二节 唐通事 |
| 第四章 唐商管理制度的变化 |
| 第一节 唐商主体的变化 |
| 第二节 住宿制度的变化 |
| 结语 |
| 参考引证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4）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论文研究的目的 |
| 1.2.2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1.3 相关概念与范围界定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相关范围界定 |
| 1.4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研究框架 |
| 第2章 基督教的传播历史 |
| 2.1 基督教传入中国 |
| 2.1.1 天主教的传入 |
| 2.1.2 新教的传入 |
| 2.1.3 东正教的传入 |
| 2.2 基督教在北京传播历史回顾 |
| 2.2.1 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2.2 新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2.3 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3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
| 2.3.1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
| 2.3.2 “中国礼仪之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北京天主教堂建筑 |
| 3.1 天主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 |
| 3.2 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 |
| 3.2.1 利玛窦时期的南堂 |
| 3.2.2 汤若望时期的南堂 |
| 3.2.3 如今南堂 |
| 3.2.4 小结 |
| 3.3 王府井天主教堂——东堂 |
| 3.3.1 清朝初期的东堂 |
| 3.3.2 清朝末年的东堂 |
| 3.3.3 小结 |
| 3.4 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 |
| 3.4.1 蚕池口教堂 |
| 3.4.2 西什库教堂 |
| 3.4.3 小结 |
| 3.5 西直门天主教堂——西堂 |
| 3.5.1 直隶于罗马教廷时期 |
| 3.5.2 法国遣使会时期 |
| 3.5.3 小结 |
| 3.6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 |
| 3.6.1 教堂初建时期 |
| 3.6.2 教堂修建时期 |
| 3.6.3 小结 |
| 3.7 天主教墓地建筑 |
| 3.7.1 栅栏墓地 |
| 3.7.2 正福寺墓地 |
| 3.7.3 小结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北京新教教堂建筑 |
| 4.1 新教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 |
| 4.2 中华圣公会救主堂 |
| 4.2.1 石驸马桥时期 |
| 4.2.2 中华圣公会教堂时期 |
| 4.2.3 小结 |
| 4.3 卫理公会亚斯立堂 |
| 4.3.1 教堂初建时期 |
| 4.3.2 义和团运动后时期 |
| 4.3.3 小结 |
| 4.4 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 |
| 4.4.1 教堂初建时期 |
| 4.4.2 战争中的教堂 |
| 4.4.3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北京东正教堂建筑 |
| 5.1 东正教堂建筑基本情况 |
| 5.2 俄罗斯北馆建筑群 |
| 5.3 俄罗斯南馆 |
| 5.4 东正教墓地建筑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的演变与影响探析（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晚清基督教政策的演变进程 |
| 2.1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的传播与禁教政策 |
| 2.2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禁教政策的松动 |
| 2.3 容教政策的确立与大规模教案的爆发 |
| 2.4 清政府修整容教政策与相关涉教规定 |
| 第三章 朝鲜基督教政策的演变进程 |
| 3.1 开港前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与禁教政策 |
| 3.2 开港后由禁教政策向信教自由政策过渡 |
| 第四章 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实行的原因及影响 |
| 4.1 禁教政策实行的原因 |
| 4.2 容教政策实行的原因 |
| 4.3 加剧两国的社会危机 |
| 4.4 客观推动现代化进程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基督教在华社会事业部分活动一览表1860年代) |
（6）晚清时期中国官民对条约关系的认识与因应 ——以传教条款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晚清时期中外格局和传教条款的发展变化 |
| 一、中外格局的发展变化 |
| (一)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朝贡制度 |
| (二)条约关系的建立 |
| 二、晚清传教条款的发展变化 |
| (一)早期基督教的在华传播 |
| (二)中外首批不平等条约的产生 |
|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传教条款 |
| (四)19世纪后期的传教条款 |
| (五)20世纪初《辛丑条约》与中外商约中的传教条款 |
| 第二章 晚清政府对传教条款“信守”意识的增强 |
| 一、道光时的“恪守成约,彼此相安” |
| (一)有限弛禁政策中的守约意识 |
| (二)对传教士的“守约”要求 |
| 二、咸丰时的内严防范,坚守成约 |
| (一)以“守约”为据,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 |
| (二)约束内地习教民人 |
| (三)地方官的“违约”及其处置 |
|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自我守约 |
| (一)传教宽容政策下“羁縻守约”的困境 |
| (二)对传教事务的循约办理 |
| (三)对违约问题的处理 |
| 第三章 晚清政府对传教条款“修约”认识的演变 |
| 一、以“天朝体制”抵拒首次修约交涉 |
| (一)怀柔政策下修约权的轻易让予 |
| (二)拒绝英法美的修约请求 |
| 二、对传教条款修订的重视 |
| (一)反对新增传教条款的“预筹修约” |
| (二)对中法《天津条约》传教条款的修改提议 |
| 三、十九世纪后半期专门性“教务章程”的筹议 |
| 四、20世纪初对新订条约中传教条款的主动修改 |
| (一)庚子议和中“另立专条”诉求的提出 |
| (二)中外商约修订中加入传教条款 |
| 第四章 民众对传教条款认识的演变 |
| 一、中下层教民对传教条款利益的趋从意识 |
| (一)传教条款赋予教民的特权 |
| (二)吸引民众入教的条约利益 |
| 二、反教民众对条约认识的演变 |
| (一)早期反洋教斗争中“条约”意识的萌发 |
| (二)义和团运动中的“最恨和约”行为 |
| (三)南方民众对条约认识的理性色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与史料汇编 |
| (二)着作 |
| (三)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缘由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化趋势对清朝外贸法制的冲击 |
| 一、西方近代化趋势对清朝贸易的冲击 |
| 二、西方近代化趋势促使清朝海上贸易政策改变 |
| 三、清朝开海贸易后面临的法律困境 |
| 第二节 清朝外贸法制的溯源 |
| 一、清代以前的外贸法制 |
| 二、清初的海上对外贸易法制 |
| 第三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建立 |
| 一、广州十三行法制建立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二、广州十三行法制的体系构成 |
| 三、广州十三行法制的法律渊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粤海关制度 |
| 第一节 沟通中央与地方的粤海关 |
| 一、粤海关设立的缘由 |
| 二、粤海关对中央承担的职责 |
| 三、粤海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的关税征收 |
| 一、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征税的原则 |
| 二、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征收的税种 |
| 三、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征税的程序 |
| 第三节 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的外贸规制 |
| 一、粤海关对外贸开展的管控 |
| 二、粤海关对行商的管理 |
| 三、粤海关对外来人员与船舶的管制 |
| 第四节 粤海关的税收考核与法律责任 |
| 一、粤海关的税收考核 |
| 二、粤海关的法律责任 |
| 第五节 粤海关制度的特点 |
| 一、粤海关制度是市舶司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
| 二、粤海关制度经历了不断变革的过程 |
| 三、粤海关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发挥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行商制度 |
| 第一节 行商制度的建立与变革 |
| 一、行商制度的建立 |
| 二、行商制度的运行 |
| 三、行商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行商的权利 |
| 一、行商外贸垄断权的内容 |
| 二、行商外贸垄断权的维护 |
| 三、行商外贸垄断权的限制 |
| 第三节 行商的义务 |
| 一、行商代为征收关税的义务 |
| 二、行商管理对外贸易的义务 |
| 三、行商管理外国商人的义务 |
| 四、行商沟通中外的义务 |
| 第四节 行商的法律责任 |
| 一、行商承担法律责任的事由 |
| 二、行商承担的法律责任 |
| 第五节 行商制度的特点 |
| 一、行商制度是对官设牙行的继承与发展 |
| 二、行商的权利受拘束而担责不断强化 |
| 三、行商制度经历了不断变革的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外商制度 |
| 第一节 外商制度的建立与变革 |
| 一、外商制度建立的原因 |
| 二、外商制度的变化 |
| 第二节 外商依附于行商的权利 |
| 一、外商在贸易中的权利 |
| 二、外商留居广州的权利 |
| 三、外商的其他权利 |
| 第三节 外商的独立义务 |
| 一、外商在贸易开展中的义务 |
| 二、外商留居广州时的义务 |
| 三、外商遵守的商品管制禁令 |
| 第四节 外商的法律责任 |
| 一、外商承担法律责任的事由 |
| 二、外商法律责任形式的特点 |
| 三、外商承担法律责任的程序规定 |
| 第五节 外商制度的特点 |
| 一、以行商为媒介的管理模式 |
| 二、权利依附与义务独立并存 |
| 三、对外商的管制趋于严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评鉴 |
| 第一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特点 |
| 一、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使之有序运行的体系性 |
| 二、随着近代化趋势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变革性 |
| 三、体现近代性与本质封建性的法律性质两面性 |
| 第二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作用 |
| 一、广州十三行法制推动了清朝近代贸易的开展 |
| 二、广州十三行法制阻碍了清朝近代贸易的发展 |
| 第三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影响 |
| 一、广州十三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封建法制 |
| 二、广州十三行法制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做了一定准备 |
| 三、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近代英国报刊中的中国形象 ——以《17和18世纪伯尼典藏报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原始文献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7-18世纪中英视域下的《伯尼报刊》 |
| 第一节 《伯尼报刊》的中英时代背景 |
| 一、明清更迭:中国最后一个王朝 |
| 二、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的英国 |
| 第二节 《伯尼报刊》中涉华报纸介绍 |
| 一、涉及中国政治外交的报刊 |
| 二、涉及中国经济贸易的报刊 |
| 三、涉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报刊 |
| 四、涉及中国内容广泛的报刊 |
| 第二章 《伯尼报刊》呈现的中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环境 |
| 一、君主对内统治:顺天保民 |
| 二、对康、雍、乾三帝的评价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概况 |
| 一、主要出口货物:茶、丝、瓷的畅销 |
| 二、对外贸易政策:局部开放的海禁政策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文化 |
| 一、尊崇孔学:中国的本土信仰 |
| 二、对基督教的态度:由宽容到禁教 |
| 第三章 报刊所现中国形象对近代英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中的中国形象演变分析 |
| 一、17-18世纪中期:总体上肯定中国形象 |
| 二、18世纪中后期:中国形象开始逆转 |
| 第二节 报刊所现中国形象对近代英国的影响 |
| 一、推动英国经济的发展 |
| 二、丰富英国民众生活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的成果 |
（10）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思路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
| (二)关于民间暴力活动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拟解决问题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四、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诉讼:民教之间的现实冲突 |
|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司法状态 |
| (一)“息讼”政策和民间调解 |
| (二)“讼棍”:传统的干预词讼 |
| 二、教士:观察晚清社会的新渠道 |
| (一)段振举地亩案始末(1861-1872) |
| (二)影响教案持续的要素分析 |
| (三)民教冲突与暴力 |
| (四)新旧“讼棍”的比较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流言:民教之间的文化冲突 |
| 一、个案研究:“黑风”流言 |
| (一)“黑风”考释 |
| (二)义和团运动期间的“黑风”流言 |
| 二、流言的“位置”与作用 |
| (一)两种文化交流下的心理分析模型 |
| (二)流言的位置 |
| (三)流言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接触性”:民间暴力活动的类型分析 |
| 一、以“接触性”为切入点的原因 |
| (一)对“现实性”、“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反思 |
| (二)何以“接触”?--以剪辫事件为例的说明 |
| 二、接触性暴力:从械斗到“随社”纠纷 |
| (一)械斗:暴力的日常形态 |
| (二)晚清时期的“随社”纠纷 |
| 三、非接触性暴力:从叙事到仪式 |
| (一)地方叙事的逻辑 |
| (二)仪式的相通性:以“马裨”为例 |
| (三)义和团运动与文化合理性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以往社会暴力形成原因的探讨 |
| (一)封建王朝统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
| (二)因争夺各类资源、权益所引起 |
| (三)自然灾害所引起 |
| (四)具有政治野心的民间人士鼓噪发动 |
| (五)义和团兴起的“激励”机制 |
| 二、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政治大亨”:以守旧派官僚集团为中心 |
| (二)“暴力专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地方武装 |
| (三)各行其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官民活动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非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传说、仪式与社会关系 |
| (一)既断且连:官民之间的传说和仪式 |
| (二)权力支配:传说、仪式与民间暴力 |
| 二、反洋旗帜下的理想与现实 |
| (一)观念传递:清政府如何动员义和团? |
| (二)各有所衷: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暴力观念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江户早期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研究[D]. 冯丽红. 浙江大学, 2021(02)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D]. 陈佳琳.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1)
- [5]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的演变与影响探析（1840-1911）[D]. 徐佳文. 延边大学, 2020(05)
- [6]晚清时期中国官民对条约关系的认识与因应 ——以传教条款为中心的考察[D]. 于璐.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7]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8]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D]. 朱腾伟.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9]近代英国报刊中的中国形象 ——以《17和18世纪伯尼典藏报纸》为中心[D]. 冯红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D]. 张伟. 山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