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与《明史》

一、康熙帝与《明史》（论文文献综述）

孙广辉^[1]（2021）在《徐乾学与《明史》纂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康熙十八年《明史》馆重开,徐乾学被征入馆,充任纂修,到康熙二十一年晋升总裁,由此开启了领局修史的工作。徐乾学促成了《明史》馆重开,推动史馆史料征集并带头献书,延揽修史人才,对《明史》编修有重新启动之功。他拟定《修史条议》,直接参与《明史》的纂修、审订和进呈,在《明史》编修前期贡献和影响最大,为《明史》的成书起到了创始奠基的作用。

赵伟^[2]（2021）在《李宜显《燕行杂识》两种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李宜显是朝鲜后期的重要文臣,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和雍正十年（1732）两次以正使的身份出使清廷,并记录下了《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下称《燕行杂识》两种）两种出行记录。康雍时期是中朝外交的重要阶段,李宜显的《燕行杂识》两种为我们研究此时期中朝双方各方面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其记录内容丰富,以他者的视角详细记录了清朝康雍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地理等各个方面内容,这也体现出《燕行杂识》两种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可作为我国相关史料研究补充资料。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两种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首先对《燕行杂识》两种进行整理和点校,并对李宜显生平及出使时代背景进行阐述,为理解、分析文本内容奠定基础。其次,介绍版本情况,论述校勘中出现的问题,如异体字使用情况、错讹字产生情况。再次,分析研究《燕行杂识》的文本内容。其一,介绍文本中所反映的出使情况,如出使原因、团队规划、往返路线与时间安排、主要活动,并对两次出使进行对比。其二,分别从使者、文人、游客的角度分析李宜显所见所闻,体现出《燕行杂识》独特的学术价值。最后,阐述李宜显《燕行杂识》两种的史料价值,较为系统而全面地展现其在地理、民俗、文学、历史史料等方面的文献价值。李宜显《燕行杂识》两种虽然对于清朝的记录有详有略,但其中不乏对清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民生、山川地貌、建筑人文等方面的细致描述,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这是与其他使行作品的不同之处。从《燕行杂识》两种中,可鲜明地看到中朝关系变化、中朝各方面差别以及康雍时期清朝的社会现状,为了解此阶段的中朝情况提供了文献资料。

古宏韬^[3]（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王娟娟^[4]（2020）在《《庭训格言》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庭训格言》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作,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汇集了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训言思想,共计二百四十六则。此书贯穿着康熙皇帝尊儒崇礼、经文纬武、统一寰宇、开启盛世的生平政绩。《庭训格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修身治学方面,康熙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为人处世思想和以“尚学”、“知行结合”为核心的治学思想;在循医养生方面,康熙主张顺应自然之道和医学的养生思想;在孝道齐家方面,康熙倡导“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将常识礼法传授皇子皇孙;在治国理政方面,康熙谕教皇子们敬天祭祀应亲力亲为,同时以任贤纳谏、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的治国思想和自己的行军经验训导皇子们。《庭训格言》承继满清先祖之智慧,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集合康熙个人经历之精粹。因此,其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统一、满汉文化融汇、中西文化兼顾和严督亲教结合等特色。在康熙的训言思想指导下,成长起一批集学问品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优秀皇子和两位杰出的帝王:“以勤先天下”的雍正皇帝和“以才、寿名史册”的乾隆皇帝。此部训言还深深影响到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为君处政,并主导了清朝后世的皇室教育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庭训格言》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思想格局,实现了保留民族旧制与适应中国政治传统的统一,对清朝入关后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具有思想奠基意义。

杜永娇^[5]（2020）在《明清干政后妃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广大女性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后妃干政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女祸,统治者对后妃作出种种限制。但后妃干政不能被一概否定,应当看到,一些后妃对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一些后妃对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后妃处于权力中枢,有着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是女性中有机会参预国家政务的少数人。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统治者借鉴前朝后妃干政的历史教训,严禁后妃干政,但后妃干政仍有出现,并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后妃干政的方式都分为两种,或是间接地干政,或是直接地干政。间接地干政是指后妃通过各种方式,向皇帝提出对朝政大事的看法和建议,进而对朝政施加影响,但后妃对皇帝的进言被采纳与否,最终取决于皇帝本人。直接地干政是指后妃直接执掌国柄,也即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这时皇帝往往沦为傀儡,后妃代替皇帝直接发号施令,统治国家。明清干政后妃的分布地域和出身有着显着差别。明朝干政后妃的分布地域以京师及其附近的几个省为主,就近选妃以减少选拔后妃对民间的困扰。而清朝干政后妃分布于全国各地,还有出身于蒙古部落的蒙古女子,这与清朝实行独特的选秀女制度以及满蒙联姻政策有关。明朝干政后妃多出自于民间,选后妃不看重家世出身和血统。而清朝干政后妃多出自于满族官宦世家,选后妃看重家世出身和血统。明清两朝都采取措施严禁后妃干政,做法大体相同。明朝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主要有制度规定、皇帝和朝臣共同抵制后妃干政、后妃自觉遵守祖训和女诫。清朝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主要有祖训法令规定、礼法教育。明清后妃干政的原因是相同的,主要有自身的政治才能、幼帝继位、皇帝无子。由于明清两朝政治制度的不同变化,明清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有所不同。明朝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主要是宦官和内阁大臣,清朝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主要是满洲贵族和军机大臣。明清两朝严厉限制外戚势力,后妃大多能自觉约束外戚势力,外戚势力的政治影响下降,外戚势力不再成为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明清后妃干政都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明朝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主要是辅佐朝政,做贤内助;处理皇位继承危机,实现皇位平稳交接;支持改革,挽救统治危机。清朝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决定培养皇位继承人,开创治世;支持改革,变法自强;促成清帝退位,结束封建帝制。明朝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后妃争宠,后宫不稳;阻止皇位继承,支持复辟政变;危害国本,纵容外戚宦官。清朝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定立幼帝,违制专权;穷奢极欲,乱政误国;恃宠弄权,卖官鬻爵。

闫瑞^[6]（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指出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段润秀^[7]（2018）在《王士禛与《明史》关系探论》文中认为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监修徐元文荐举王士禛等十六人参与《明史》编纂,得到康熙帝的批准,王士禛遂入史馆,与修《明史》。由于王士禛没有留下史稿,清代官私文献鲜有记载,造成后人对其修史贡献知之甚少。如何评价王士禛的修史贡献?必须依据王士禛着述中相关零散记载,逐一条分缕析。其修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辨正野史记载之谬误,澄清历史事实;上缴家族及明代资料,供史官修史参考;与史馆诸公讨论修史问题,见解颇为精辟。对王士禛修史贡献的深入探究,为研究《明史》成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同时对深化清官修《明史》的某些认识亦有所裨益。

陈铭浩^[8]（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闫瑞^[9]（2020）在《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文中认为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宋以丰^[10]（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二、康熙帝与《明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康熙帝与《明史》（论文提纲范文）

（1）徐乾学与《明史》纂修（论文提纲范文）

（2）李宜显《燕行杂识》两种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庭训格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干政后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王士禛与《明史》关系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8）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0）“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康熙帝与《明史》（论文参考文献）

• [1]徐乾学与《明史》纂修[J]. 孙广辉.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李宜显《燕行杂识》两种整理与研究[D]. 赵伟. 河北大学, 2021(02)
• [3]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4]《庭训格言》思想研究[D]. 王娟娟. 青岛大学, 2020(02)
• [5]明清干政后妃比较研究[D]. 杜永娇. 安徽大学, 2020(07)
• [6]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王士禛与《明史》关系探论[J]. 段润秀. 海岱学刊, 2018(01)
• [8]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9]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J]. 闫瑞.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 [10]“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标签：明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明代皇帝论文;  康熙论文;  明朝后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