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的基础是“清心”

一、清廉之本是“清心”（论文文献综述）

汪倩^[1]（2022）在《宋代尚“清”文化与清官包拯之“清”》文中指出包拯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代表,"清"在包公精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包公精神的核心范畴之一。"清"是一个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别有趣味的综合文化范畴,最初作为一个自然概念,逐渐地被赋予政治、道德、审美、人格的意义。宋代文化具有尚"清"的特质,如生活、艺术、人生境界,等等,都呈现出尚"清"的品质。包公精神之"清",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人格清正,二是吏治清明。包公精神之"清"具体表现为清心的从政志向、清正的执法理念、清简的生活方式、清爽的人际关系、清明的政治信仰、清雅的人生境界等几个方面。中国老百姓以包拯比清官,以第一清官论包拯。"清",对包拯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是包公精神的核心要义;"清"是包公形象的鲜明旗帜;"清"是后人品评官员的重要标尺;"清"是文明社会的精神追求。我们对包公精神之"清"的深刻解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朱文宇^[2]（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王胜国^[3]（2021）在《家训、家风的廉政建设价值——中国古代家训廉政教育功能探析》文中提出家训是中国古代家庭（族）长辈为教育晚辈如何为人处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一家（族）的"行为之纲",有引领、影响家风（门风）的形成,以及陶冶家庭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行为作风的功能。其中有关勤俭、淡泊、廉洁等内容,具有廉政教育的性质与作用,为古代清官廉吏的早期成长打下了"廉洁自律"的思想烙印和道德底色。早期"淡泊""节欲""明志"等家训教育有利于子孙步入仕途后志存高远、廉洁自律。自幼接受家训中"勤俭""节俭"等家教有助于晚辈日后为官自觉抵御贪污受贿。很早即感受家训反腐警钟的震撼有助于子孙日后为官克己奉公。研究、挖掘古代家训的廉政教育功能对当今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有借鉴意义。

吕雅婷^[4]（2021）在《《童蒙训》儿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儿童是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也是国民素质不断发展的继承者和助推者。如若不对其施加积极干预,那么几十年后国民素质将难以继续发展,所以当前我国必须加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儿童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公德”与“私德”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儿童爱国、敬业意识淡薄的问题,儿童碎片化阅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信息化而产生,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采取“逆向思维”,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解决之道。习近平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本文以古代儿童教育典籍《童蒙训》为蓝本,深挖其中的儿童教育思想,以期能为当代的儿童教育实践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以《童蒙训》中的儿童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法展开研究。首先,分析《童蒙训》中儿童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其次,对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进行详细地分述与论证。最后,在分析《童蒙训》儿童教育思想利弊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儿童教育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童蒙训》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儿童教育的启示。经过上述步骤,本研究有以下发现:第一,在儿童道德教育方面。一方面,《童蒙训》对儿童“私德”的培养,有利于引起当代教育对儿童“私德”,尤其是儿童“孝道意识”的重视。另一方面,《童蒙训》对儿童“承压意识”的培养,给予当代儿童教育以积极的启示,有利于呼吁当代社会加强对儿童的挫折教育,以提高儿童的承压能力。第二,在儿童生涯教育方面。《童蒙训》对儿童早期生涯教育的重视,可以给予当代儿童教育以积极的启发,呼吁当代基础教育增设生涯教育内容,并在进行生涯教育的过程中培养起儿童的爱国意识和敬业精神。第三,在儿童写作教育方面。《童蒙训》主张“阅读-模仿-创作”的写作方法,这能够给当代儿童的写作教育以积极的启发。一方面,《童蒙训》强调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主张进行整体阅读和深入阅读,这有利于弥补当前儿童碎片化阅读方式的不足,另一方面,《童蒙训》主张在模仿的过程中突破创新,在模仿典范中形成自己的文风与人格理想,这又给当前的写作教育以积极指导,这启示当前的写作教育应该优选模仿对象,既要注重技能价值,又要发掘其中潜在的德育因素。

赵宜嘉^[5]（2021）在《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文中指出“清”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大凡美善的事物一般都具备“清”的特质。“清”这一范畴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逐步成熟、正式定型。因此,本文截取魏晋六朝这一时期作为研究范围,对“清”进行内涵及外延的考察,有助于厘清“清”这一审美范畴在魏晋六朝这一成熟定型期的状况,从而为系统把握这一美学范畴奠定基础。在道家思想中,“清”是“道”的外显特征,这也开创了“以水表道”的传统。如果说道家赋予了“清”本体论性质,那么在儒家思想中,“清”则被赋予了价值论的性质,被用作道德评价的标准。在儒家价值体系中,“清士”是对人的要求,“清世”则是对社会政治的要求。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玄学得以生成、发展,王弼、何晏等人继承发展了老庄学说,开创了玄学“贵无”的理论体系,在玄学家的视角中,“清”也是玄学本体所具有的特征;此外,玄学家们崇尚朴素清淡之美,这也奠定了魏晋六朝“尚清”的审美趣味。由于时代环境等因素,魏晋士人们主体意识觉醒,他们自觉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更加注重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可以说,人物品藻是魏晋六朝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最显着的特征。而“清”也蕴含在魏晋六朝时期对人物的姿仪、风度、才性、学识、气度、审美等方面的品评中。中国古人多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因此,以“清”品人投射到文学上,即为以“清”论文。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文学家们作文崇尚“清省”之风,即清新简洁、清淡自然、不加雕饰的文风;此外,创作者也讲究诗歌、文章体貌的“风清骨峻”。从文学作品论的角度看,“清”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和玄言诗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从文学批评论的角度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以“清浊”论文气的标准一经提出,使得后世文人自觉追求“人之气”与“文之气”的和谐统一。结合曹丕在《与吴质书》对建安文人的文学评价,可以窥见,曹丕是主张为文“刚健之气”的。尚“刚健之气”的文学主张也被后世认为是“清气”的典范,衍生出一系列文学概念（风清骨峻等）。“文气说”的提出极大丰富了魏晋六朝文坛“清”审美范畴的内涵。“清”这一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被赋予了审美的意义。此后,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扩展,如唐之“清真”、宋之“淡美”、明清之“厚美”等。“清”这一审美范畴是历久常新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古人尚“清”的传统中寻求借鉴与启发。

王霞^[6]（2021）在《地方旅游资源助推开封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使命,营造依法治校、崇尚廉洁、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是党对高校提出的要求。按照立德树人的目标,依托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旅游资源,持续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成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河南文化旅游资源中所蕴含的廉政文化内涵丰富:包公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感动中国"数代人。深入挖掘、提炼地方文化旅游资源的廉政元素,开展廉政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对于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张俊英,范国强^[7]（2020）在《范仲淹反腐倡廉理论实践与当代价值》文中指出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为官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一身正气。他敢于对北宋中期存在的吏治腐败问题做出改革,促进了吏治的健全与完善,为反腐倡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范仲淹反腐倡廉的理论实践、改革方略和人格魅力为当时的北宋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流,为文人士大夫树立了榜样和表率,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启迪。在新的形势下,研究范仲淹反腐倡廉的理论实践,有助于我们借鉴和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这对我国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姜秀新^[8]（2020）在《孔伯华辨治热病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孔伯华先生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对“热病”诊疗尤为擅长,研究其辨治热病的经验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现实意义。研究方法本研究应用文献信息学、逻辑学、数据挖掘等方法,以珍贵孔先生医案手抄稿编撰而成之《孔伯华医案存真》热病病例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孔先生专着、医论、中医经典理论及时代特点、自然物候等从时空、地域、医案三个维度,主要通过“孔伯华热病医案分析解析研究”、“孔伯华热病辨治经验研究”及“伤寒经方传承与新用”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以探微索隐、揭示规律、彰显特色,从临证实录的角度探讨孔伯华先生辨证热病学术特点、独特的临床诊疗经验,力求客观、深度挖掘孔伯华先生治疗热病临证思维、常用立法及用药特色,为当前热病研究和临床提供新的视角。研究结果1.孔伯华热病医案数据挖掘分析研究以《孔伯华医案存真》中医案为本底资料,应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2.1”软件,主要运用数据挖掘与归纳推理的方法对孔伯华先生辨治热病经验进行梳理。筛选孔伯华以发热为主症的热病医案144例,其中男性75例,女性65例,性别不详4例,共计352诊次,研究主要从发热与舌诊、脉象、伴随症状、证候分布、病位、治法、用药分析等几方面深入挖掘分析。在对信息的抓取与分析中,揭示孔先生治疗“热病”的潜在规律。研究提示医案所载发热为主症医案脉象频次由高到低主要是:数大、滑数大、滑数、弦滑数、左关盛、数、弦数、关盛、有力、弦滑数大等;单脉象及频次由高到低分别是:数、大、关盛、弦、有力、洪、平、缓等,医案中脉象多为阳脉。舌苔频次由高到低前10位依次是白腻、未退净、厚腻、黄厚、苔退、白厚腻、垢厚、垢糙、垢腻、厚糙;舌质颜色频次最高的是白、其次是黄、赤;舌苔厚薄及频次是厚苔明显高于薄苔;舌质津液情况及频次糙大于润;舌苔净垢情况及频次是垢明显高于净。医案所载发热主要伴随症状及证候分析。伴随描述:便秘、便泻、口渴、神昏、呕吐、谵语、腹痛等症状,辨为阳证较多。证候分布由多到少排列:为湿热内蕴、气分热盛、热入营血、表热、表湿等,其中湿热内蕴证占60%比例居多。病位分布从高至低排列:以肺、胃、肝、脾、心包、肠胃,提示外感发热最易以肺和胃受累,所涉非一脏,往往多脏器受累,治病用药需兼顾其他脏腑。药物性味归经,性以寒、平为主,味以甘、苦、辛为主,归肺、胃、肝经的中药最多。中药以鲜苇根、地骨皮、生石膏、旋覆花、代赭石、薄荷、生石决明等为高频用药。同时,对症状、证候与中药关联分析提示了石膏、地骨皮、黄柏、代赭石及安宫牛黄丸的用药特点。研究亦得出了石膏、知母等31对常用药对。2.孔伯华热病辨治经验和学术特点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临证实录角度进行孔伯华热病辨治经验和学术特点研究,探讨孔伯华先生辨证热病学术特点、临床诊疗经验,深度挖掘孔伯华先生治疗热病临证思维、常用立法及用药特色。首先,从“病因”“发病”“辨证”“治则”“调护”等角度对孔先生辨治热病思维进行整体探析。其次,根据第一部分研究结果揭示的病机、证候特点等提取出的“郁热”这一重要致病因素,阐述了孔先生从“郁热”论治热病的学术特点。提出“郁热”乃热病发病重要环节、辨治“郁热”重视从少阳宣郁泄热、郁热挟湿重视畅通三焦等。再次,总结出“通”“降”“和”三个主要治疗法则,整理了孔先生审因组方、审病位组方的特点与用药特点,归纳出“郁热轻”“郁热重”“邪为湿固”“在表在上”“在表在里”“邪退气阴亏”等方阵特点,及以“石膏”为代表的药物应有特色。最后,从“谨遵经旨,首辨阴阳”“凭脉辨势,四诊合参”“溯源循因,重视郁热”“顺天之道,调畅气机”“治病求本,顾护脾肾”“截断扭转,已病防传”6个特点对孔先生辨治热病学术特点进行了诠解。3.孔伯华传承伤寒经方和新用研究研究中发现孔先生对伤寒经方传承中多有创新,以“旋覆代赭汤”“小柴胡汤”“改良大承气汤”应用可见一斑。通过以经解经,应有对比、推理,对以上三方中蕴含的创新思维进行了初步阐发、对其临床应用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认为“旋覆代赭汤”在药物组成、配比、适应症方面均有活用,如旋覆花与代赭石经典比例为3:1,孔先生应用比例为1:1,功效为“镇肝降逆,调和脾胃,化痰通腑,并降诸上逆之气”适应症扩大为呃逆,咳嗽,呕吐,头痛眩晕,大便不通等。孔先生和解少阳,不用小柴胡汤,而以自拟“薄荷龙胆汤”为主,更强调“辨素体阴阳”,突出“阴不足”的病机特点,脉象以“弦大或数”为主,治“胃”臣佐半夏、知母、藕;治“脾”酌加谷芽、稻芽;治“肝”酌配“地骨皮、石决明、桑寄生”等。孔先生“改良大承气汤”与伤寒“大承气汤”相较,方药组成为“酒大黄,瓜蒌,玄明粉或加枳实、大腹皮、厚朴花”,其中,酒军（1.2-4.5g,平均剂量3g）、瓜萎（9-30g,平均剂量24g）玄明粉（1.2-6g,平均剂量3g）,煎煮方法中“川军（开水泡,兑）取之气,弃其味,玄明粉（冲）”用药时机为“胃实肠满,潮热,腹满,汗出”服用方法“得下,如仍有燥屎,可续服用”,传承中又多活用,特色鲜明。研究结论研究认为孔伯华对热病论治学术思想源于《内经》、《难经》。热病论治孔伯华重视“郁热”,提出“郁热”乃热病发病重要环节;辨治“郁热”重视从少阳宣郁泄热调畅气机;郁热挟湿以分消上下之势畅通三焦;“祛邪”之法重视通降并用,气血同调。辨“素体”阴阳盛衰以固本,护心、脾阳、滋阴以病防传。孔先生热病辨治“寒温融合,法效伤寒”,而用药之性,参悟《本经》擅用妙用石膏、喜用芳香之品鲜药、兼用中成药以补汤药之不及。总之,孔伯华先生辨治热病经验丰富、特色鲜明。通过以上研究,亦可窥其对中医学术继承和发扬上的贡献。本论文立足于客观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对孔先生热病辨治经验与学术特点进行总结和阐发,对其辨治经验的梳理尤为着力,相信对当前中医药防治热病临证探索及名医经验传承研究等或应有所助益。

薛繁洪^[9]（2020）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成为引领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一种显着的社会现象,文人饮茶成风,究其缘由,与江南经济富庶、文人仕途失意以及休闲思潮的兴盛等因素密切相关。茶是江南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诸如读书、社交、文艺、旅游等,皆离不开茶。茶不仅是他们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还是文艺增趣的辅助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江南文人推动了茶艺的革新,在评鉴名茶、品水之论、茶具变化以及茶艺理论上均有创新性见解,从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赏茶具、领茶韵和悟茶道六个方面对品茶艺术进行鉴赏和领悟。他们不仅极力追求品茶过程艺术化、雅致化,还营造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他们通常在茶寮书斋、园林庭院、寺院道观品茗,或泛舟湖上,在林下泉畔、野外亭轩品茗,注重茶人的身份素养和精神风貌,讲究独啜、对饮和聚饮,并营造琴棋书画、焚香插花的饮茶艺境。在继承历代养生思想的基础上,江南文人注重饮茶养生,表现在与茶相关的饮食养生、精神养生和环境养生。首先,他们认识到饮茶可以去病保体,不仅自制养生茶,还在茶艺规范中践行养生理念;其次,遵循先秦儒道养生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培养个人心性和道德情操达到养生的目的;再次,注重饮茶地点、气候、物象等选择,以此裨益身心。由于茶性平和冲淡、苦寒醒脑、纯真自然,与文人淡泊仕途、自省静虑和贵真求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此外,饮茶生活还蕴含着他们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闲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尘拔俗的隐逸情怀以及静心自虑的禅悦心态。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曹璐^[10]（2020）在《魏晋六朝尚“清”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基本价值取向。本文选取魏晋六朝的“清”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由于“清”在这一时期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开启了后世尚“清”的审美新风尚,更是因为“清”紧密联结着魏晋六朝的玄学思想,是文人士大夫个体精神旨趣、情感体验和审美爱好的综合表现,它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时代风貌,体现着这一时期人们最为根本的思想诉求,是一种总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充分的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从内容到形式,从意境到风格,“清”构成了魏晋六朝审美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旨在突破学界对魏晋六朝尚“清”审美风格、审美现象的静态描述,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考察魏晋六朝生成尚“清”审美趣味最为根本的内在逻辑和心理根源。在此基础上,梳理研究尚“清”审美理想在微观和宏观上的发展脉络,并触摸到这种发展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意蕴、人文精神和思想诉求,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魏晋六朝“清”的审美内涵。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追溯尚“清”意识的思想渊源入手,以儒道两家思想原典为依据,分析、挖掘儒道思想中的尚“清”意识,如此一来,既可以揭示尚“清”审美理想生成的思想渊源与文化基础,也可以更加完整的展示魏晋六朝尚“清”审美现象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二章详细论述了“清”作为审美趣味在魏晋六朝得以确立,其中最为根本的思维逻辑、心理根源和文化精神,主要从人物品藻、玄学思维模式和清谈文化场域三个层面具体展开。概言之,“清”作为审美趣味,紧密联结着魏晋六朝的玄学思想,体现着这一时期人们最为根本的思想诉求,即对“自然与名教”问题的思考。再加上个人主体意识和非功利性审美意识的觉醒,“清”从“比德”思维模式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由具有强烈价值判断性与排他性的道德概念,转变为文人士大夫个体精神旨趣、情感体验和审美爱好的综合表现。这种转变最初是在人物品藻当中萌芽,后又经由玄学思潮的主流价值确证得以确立下来,成为对魏晋六朝艺文制作和人格精神影响甚广的一种审美趣味。而“清谈”则是玄学影响文艺创作最为直接的文化媒介,“清”的审美趣味性特征也正是在这一文化场域中最终形成并得以体现。第三章是本文主体部分。本章运用范畴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清峻”“清虚”“清省”“清丽”等几个主要的尚“清”审美范畴,这些范畴既可以表明具有稳定性的意义指向,即以“清”为美的基本价值追求,也表示着不同的美学涵义,形成了一个以“清”美为核心的系统的美学范畴群体。通过对这些范畴进行“史”的梳理研究,分析尚“清”审美理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部的多种拓展形态及其审美内涵。一方面,可以从微观上厘清每种尚“清”审美形态的发展脉络,了解不同哲学思维模式和士人精神状态对尚“清”审美理想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从宏观上见出尚“清”审美理想在魏晋六朝的整体发展与变化,即大体上呈现出一种由重到轻、由实到虚的发展趋势。这固然与文人心态和社会环境的转变有关,但它更与哲学思潮的发展有关,与人们对“自然与名教”问题的理解有关。可以说,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清”的崇尚和理解都是在对“自然与名教”问题的探讨中形成的。第四章扼要论述了唐宋元明清的尚“清”意识及其审美特征,从中见出尚“清”审美理想在后世的发展与流变。唐代之“清真”“清奇”,宋代之“平淡”“清空”,明清之际的“清雅”“清远”“清厚”等等,无一不是延续六朝尚“清”审美理想,又根据不同的时代精神,完成了“清”中之变。

二、清廉之本是“清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廉之本是“清心”（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尚“清”文化与清官包拯之“清”（论文提纲范文）

（2）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家训、家风的廉政建设价值——中国古代家训廉政教育功能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童蒙训》儿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旅游资源助推开封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孔伯华辨治热病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魏晋六朝尚“清”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廉之本是“清心”（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尚“清”文化与清官包拯之“清”[J]. 汪倩.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22(01)
• [2]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3]家训、家风的廉政建设价值——中国古代家训廉政教育功能探析[J]. 王胜国.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4]《童蒙训》儿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吕雅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D]. 赵宜嘉. 扬州大学, 2021(09)
• [6]地方旅游资源助推开封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研究[J]. 王霞.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1(02)
• [7]范仲淹反腐倡廉理论实践与当代价值[J]. 张俊英,范国强. 中国文化与管理, 2020(02)
• [8]孔伯华辨治热病经验研究[D]. 姜秀新.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9]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D]. 薛繁洪. 青岛大学, 2020(02)
• [10]魏晋六朝尚“清”美学研究[D]. 曹璐. 山西大学,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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