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员与士大夫精神

一、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李瑞金^[1]（2021）在《儒家学说与东汉社会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传入的社会控制思想理论相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但却完全不陌生。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不外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经对如何治理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入汉之后,为实现统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进行思想上的变革,经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控制思想的主体。东汉建立后,作为汉统的继承者,儒家学说仍被统治者作为主导思想进行社会控制,但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反而随着儒学的神学化和经学化日益僵化、失效。所以,本文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来探讨东汉不同时期、不同政局之下,不同形态的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效果与力度。首先,东汉初期“神学化”的儒家学说谶纬对刘秀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混战之中建立起的东汉王朝,面对的是王莽改制和农民起义遗留的残破社会。因此东汉初年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确立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两汉之际社会上谶纬思潮的流行为东汉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刘秀统一天下后,颁布“图谶于天下”,以官方手段将神秘的谶纬思想合法化,以安天下,笼络民心。其次,东汉中期在帝王对儒学的推崇和儒学社会化下,儒家社会控制思想得以确立。受西汉儒学倡兴的影响,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大力提倡儒学教育,其后在明帝和章帝的进一步推崇之下,儒家道德教化深入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一张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儒学社会得以呈现。章帝时,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以“国宪”的形式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控制思想,对东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新定位,用“三纲六纪”来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以“礼乐教化”来控制民众,“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再次,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失序以及“经学化”儒学的僵化导致儒学出现信仰危机。汉章帝之后,《白虎通义》所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并没有如愿实现。自和帝起,东汉统治集团内部陷入激烈的权力争夺漩涡,戚宦专权,政治黑暗。国家意识形态产生危机,谶纬解经泛滥,儒学的神学化走向极端而遭到士人质疑;儒学成为功利之学,士人伦理价值观念僵化,社会上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亦淡化。一些坚守儒家崇高伦理道德的士人,在党锢之祸中遭受打击,对儒学产生信仰危机,传统儒学所构建起来的理想主义遭遇挫折。最后,东汉末年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日益失效。东汉中后期以来,随着皇权的式微和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僵化,士人的政治情感发生变化,“忠君”观念淡化,儒家社会控制思想逐渐失效,大批士人站在朝廷的对立面,非议朝政,处士横议。党祸之后,儒士精神世界受到重创,儒家思想衰微。失去精神支柱的有识之士重拾法家刑名之学,提出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控制,主张“德刑并举”的治国之道和“重赏深罚”的社会治理机制。但是,儒士们的这种“反思”并未扭转儒学自身的僵化倾向,也并未对当权者产生多大的思想冲击。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控制效能。民心背离,国家分裂,东汉王朝走向覆灭。

刘馨琳^[2]（2021）在《经学即权力 ——东汉经学家族研究》文中指出

周尔祥^[3]（2021）在《儒学影响下的东汉士风研究》文中提出东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士风的形成期和奠定期。经学的兴盛无疑会为东汉一代的士风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在治国经学化、学术儒家化、儒家伦理固化背景下形成的东汉士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整体社会风貌。儒学的辉煌发展影响着士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儒学气息也渗透到士风的各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东汉士人的治世之风以循吏在任上推行儒家教化为突出表现,循吏承担着“吏”与“师”的双重角色,他们对传统儒家治国思想的践行和深化,推动了儒家教化和儒家思想的传播,东汉的循吏给后世官员树立了良吏的典范。在社会层面,士人的尚名节是东汉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和持久的社会思潮。名节的内容主要是孝悌、仁义、忠君、重义轻财等属儒家范畴的道德品质,尚名节实际上就是对道德操守的保持,对德行的重视。在学风上,东汉前期学风充满儒学气息,士人游学与明经蔚然成风,东汉后期游学与明经之风呈现出以下趋势:游学之风演变为交游之风,明经之风向轻经之势转化。由强烈儒学气息参与造就的东汉士风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儒学的发展形态。东汉士人利禄之风的盛行使得儒家孝道因“利禄”而流于形式。士人崇尚名节,名实脱节现象侧身其中,有的士人为了博取名誉而矫揉造作,成为沽名钓誉的伪君子。隐逸之风使士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发生分流,部分士人转向崇尚黄老道学,自任性情。尊师重道固然会使师道得到传承,却在很大程度使经学逐渐走向僵化,失去源头活水。东汉士风充满着入世有为的儒学气息,经术化色彩浓厚,呈现出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它既不同于先秦的游士之风,也迥异于西汉前期的无为士风,其以崇尚名节、积极有为、尊崇经术为特色。东汉士风在促成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彬彬儒雅之风的同时,还引领着东汉的家庭与家族生活讲究礼仪。东汉士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展现出的风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尔祥^[4]（2020）在《中国内地东汉士风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说明士风是士人群体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的反映,同时又影响着时代文化风貌。自20世纪八十年代始,时贤对"士"的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化、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对东汉士风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其主要表现在对东汉士风的变迁、影响因素、地域性研究以及东汉典型个体士人风格研究等几个方面。研究东汉士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士的起源与演变、士风的界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我们对此一并进行梳理,指出当前东汉士风研究的某些不足,并稍作展望,以期能够推进东汉士风相关研究的开展。

孙亚男^[5]（2020）在《齐鲁士人与党锢之祸研究》文中指出党锢之祸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清流士人与宦官发生的党争事件,士人遭到宦官的残酷镇压,以“党人”罪名被禁锢终身。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齐鲁士人在党锢之祸的缘起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源头之一周福来自齐鲁之地,山阳士人王龚更是充当了反对宦官当权的先锋。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源头之一张俭是山阳高平人,也是来自于齐鲁之地,另一源头翟超亦在齐鲁地区出仕。由此观之,两次党锢之祸都与齐鲁地区的士人群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也对齐鲁士人与党锢之祸之间联系进行了重构,从《后汉书》与《后汉纪》对党锢之祸记载的细微差异中,可以窥见范晔在重构背后展现出来的英雄史观和对齐鲁士人的推重。党锢之祸的缘起与发展也对齐鲁地区清流士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使得齐鲁清流士人遭受沉重的打击,但是却推动了齐鲁士风的转变,也促使齐鲁士人政治选择更加多元。齐鲁士人虽然参与了两次党锢之祸,却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两次党锢之祸也对齐鲁地区清流士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杨俊波^[6]（2019）在《东汉党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君子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是儒家先圣孔子留下的教条,东汉士大夫也以“君子”自居,却在汉末被宦官冠以“党人”而遭禁锢,部分学人将“党锢之祸”定义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固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士大夫与宦官毕竟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关怀,所以本文围绕党人这一群体,旨在探讨党人的形成背景、群体特征以及时人及后人对党人的评价,以期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群体。本文第一章主要追溯“党”的渊源与流变,以及先秦诸子对“党”的态度。“党”从一诞生便蕴含着篡权、营私,在“公天下”秩序之下,结党从来为封建秩序所不容,早期诸子出于对封建秩序的维护,将“朋党”之弊注入中国文化的性格之内。本文第二章主要讨论东汉党人的形成背景。除了皇权、外戚、宦官这些外部压力之外,东汉党人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背景。东汉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过程,将儒学普及至大众,塑造了一个由儒学主导、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阶层;郡国学的推广、私学的大量存在,使得地域团体分布全国,而太学将地方与中央之间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外戚宦官对汉家秩序的浊化,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部分士人身先士卒,掀起了汉末社会运动;此外,皇权的浊化与清流士大夫渐行渐远,也是促成党人形成的重要因素。本文第三章主要讨论党人的群体特征。士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又即又离”,一方面“权力宰制理性”,另一方面“理性制约权力”,东汉初年二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东汉后期权力对理性的极端宰制引起士人的反抗;党人习先圣哲学,以家国为念,既有“士”的义务,也有“师”的责任,他们以“清”“正”等道德意识来区分“清流”“浊流”,并援引“反体制”之游侠精神来扭转被歪曲的纲常伦理,这群维护“汉家”秩序的中坚势力,却将国家资源牢牢把控,成为“汉家”秩序的分解者。本文第四章主要讨论历朝历代对党人的评价。东汉党人历来备受争议,褒扬者赞其气节之忧,怜悯者哀其破家毁容,贬斥者怒其兴一时浮华风气,不同阶段对党人的评价各异。魏晋史家受《东观汉记》的影响对党人多加维护,范晔删减众家后汉书成《后汉书》,对党人褒崇的同时夹杂着些许批判;曹魏在打击浮华的同时,以党人的继承者自居;汉晋诸子为挽救社会危机对党人引起的社会颓势进行批判;相对于唐、明两朝的士大夫来说,后世学者在分析、比较之余,对东汉党人多有认同,对党人的不足也能从时代局限给与理解。本文结语部分主要探讨党锢之祸对党人的影响。两次党祸后,一部分士人继续为维护东汉王朝做努力,而更多士人对东汉失望,寻求更好的出路,南面称制,逐鹿王权,东汉王朝也在与士大夫阶层的分道扬镳中崩溃。汉末的政治高压,导致士人集体下潜,转而关注个体发展,玄儒双修,成为“魏晋风度”的前奏。

汤浩^[7]（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王硕^[8]（2018）在《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汉后期女主临朝,皇帝多不永年。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政、交相秉权,使得朝纲紊乱,制度失缺,政治秩序被严重破坏。正直的官僚和太学生联合起来与宦官进行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本文主要对这两次党锢之祸进行比较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介绍党锢之祸发生的背景。东汉末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东汉政权摇摇欲坠,这使得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自发联合起来,试图去挽救东汉政权。同时,由于进仕渠道被宦官集团垄断,大量士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政权,这就使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愈加尖锐。第二部分分析两次党锢之祸起因的异同点。总体来说,两次党锢之祸都是因为党人集团要从宦官手中夺取中央权力而发生的。但两次党锢之祸发生时,党人的心态经历了从淡定到绝望的转变,从而对党锢之祸的起因造产生了影响。外戚势力的介入也让宦官集团有更好的借口去打击党人。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两次党锢之祸中的党人、宦官与皇帝。出身贫寒的党人,在两次党锢之祸中的表现比其他党人要理智,出身官宦的党人的政治态度则较为激进。在党人分布的地域范围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要大于第一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时宦官集团的势力大小不同,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佞猾”和“专权”的不同的特点。汉桓帝的“集权”和汉灵帝的“无知”也影响了两次党锢之祸的结果。第四部分分析两次党锢之祸影响的不同。第一次党锢之祸因事发突然,宦官集团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再加上汉桓帝的控制,致使对党人造成的打击并不是很沉重。第二次党锢不但加重了部分士大夫对时局的绝望情绪,促使他们走向隐逸自保,而且冲击了士大夫对皇权的迷信和对皇权的依附,使部分士大夫成为分化东汉政权的力量。

张继刚^[9]（2015）在《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士大夫是指学习儒家文化并践行儒家学说的特殊的社会角色。陈寅恪认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阎步克认为士大夫为"亦儒亦吏,学者兼为官僚的特殊社会角色"(《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张继刚^[10]（2013）在《两汉中坚社会势力略论 ——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研究》文中提出西汉时期,汉政权通过独尊儒术、察举制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各种社会势力逐渐融入到政权体系之中,地方豪强大族、文吏、士人甚至一些贫窭者都实现了向士大夫的转化。至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而形成归属感,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大夫阶层不仅掌握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具有极高的社会威望,有着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渐发展成为汉王朝的中坚社会势力。光武的建国与士大夫阶层对他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东汉建立之后,在制度上进行了变革,“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东汉皇帝“政不任下”、“不复参以士流”,皇权得到强化,这使得士大夫阶层逐渐远离了朝廷的核心权力体系,处于“不亲接”的境况。士大夫阶层一方面被排挤出朝廷的核心权力体系,处于“不亲接”的境况；另一方面汉政权却以儒学取士,士大夫阶层逐渐强大,这种相悖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导致皇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加剧,便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党锢之祸后,受到彻底打击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士大夫仍然心系汉室,殷殷以献帝为念,此种情况被曹操所洞察和重视,曹操挟持汉献帝的目的也在于吸引心系汉室的士大夫为其所用。还有一些士大夫在党锢之祸后选择了不仕汉室和隐逸,另外一部分士大夫则放弃了以社稷为念的精神,转而向地方发展自身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袁绍和刘焉。作为中坚社会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分化,最终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瓦解。本文主要的论点有五个：1、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构成汉代政权的中坚社会势力；2、东汉的建国与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有密切的关系；3、士大夫阶层与专制皇权之间冲突的加剧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4、党锢之祸后士大夫阶层分化为三个部分,从而加速了东汉的瓦解；5、“挟天子以令诸侯”新探。

二、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儒家学说与东汉社会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儒学影响下的东汉士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内地东汉士风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5）齐鲁士人与党锢之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汉党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两汉中坚社会势力略论 ——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家学说与东汉社会控制研究[D]. 李瑞金. 山西大学, 2021
• [2]经学即权力 ——东汉经学家族研究[D]. 刘馨琳. 济南大学, 2021
• [3]儒学影响下的东汉士风研究[D]. 周尔祥.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中国内地东汉士风研究述论[J]. 周尔祥. 德州学院学报, 2020(03)
• [5]齐鲁士人与党锢之祸研究[D]. 孙亚男.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东汉党人群体研究[D]. 杨俊波. 山西大学, 2019(01)
• [7]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8]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D]. 王硕. 渤海大学, 2018(12)
• [9]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J]. 张继刚.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5(04)
• [10]两汉中坚社会势力略论 ——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研究[D]. 张继刚. 南开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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