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中技术扩散对地区间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对中国的一个非技术性解释及其政策含义（论文文献综述）
赖晓敏[1]（2021）在《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文中指出科技兴农战略下,中国农业专利事业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的研发不平衡与转化不充分问题愈发突显。得益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发展,中国农业专利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专利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且增速不断加快,后发优势明显,在特定技术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专利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研发不平衡、转化不充分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在数量布局、质量层次和研发主体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的加速扩张与农业经济的增速放缓不相适应,二者的脱钩反映出农业专利的质量不高与应用转化不足。对此,围绕如何量化并解释中国农业专利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研究依次从专利数量、专利质量和专利经济效果三方面入手,综合利用专利文献计量、空间计量经济学、二元选择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在量化把握农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水平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农业专利产出数量水平的均衡收敛机制,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的长期优化机制,以及农业专利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化扩散机制,并据此提出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专利研发与转化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1）中国来源和受理的农业专利规模整体不断扩大,1985-2019年中国来源和受理的累计农业发明申请、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数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一;中国农业专利多布局在以植物栽培、农药、饲料、养殖管理和肥料等小类为主的农业生产领域和以食品饮料加工处理小类为主的食品加工领域;首要应用行业是以农业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业中间品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制造业,其次是以各种农作物种植栽培为主的农林牧渔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是研发主力,个体占比趋于下降。整体上,专利数量和申请人规模在1985-1995年技术引进期较小,此后进入技术发展期,并在2008-2019年技术发展期第二阶段加速增长;不同技术领域和研发主体的技术生命周期演进存在一定差异。（2）中国农业专利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数量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中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且各区域研发主体结构不同;数量水平的省域分布高度失衡,失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区域内相对均衡;数量水平分布具有负空间自相关性,省域分布以低高聚类为主,其次是高低聚类。发明申请和实用新型水平的省域分布呈绝对β收敛,且在技术相似和产业相似两种关联矩阵下的收敛速度快于反距离和邻接关系两种地理矩阵,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类专利水平均呈绝对β收敛,个人则仅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水平收敛;引入控制变量后,全样本和各主体的三类专利水平仍呈现条件β收敛,其中技术市场发育对各专利水平增速均有促进效果。（3）中国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符合技术生命周期演化特点,在1996年进入技术发展期之后质量水平被稀释下降,质量综合指数由期初的0.70降至期末的0.40,质量的子维度技术通用性、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发展期有所下降;空间分布上,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特点,三者分布在前期呈现一定的空间失衡,而技术通用性和综合质量水平始终较为均衡。专利规模扩张也带来泡沫专利规模的上升,累计泡沫23,135件,整体泡沫化程度为11.70%,泡沫规模在2008-2019年呈加速上升趋势,但泡沫化程度略有下降;泡沫专利空间格局与农业专利总量格局一致,即东多西少,省域分布由失衡转为均衡,但本土专利的泡沫化程度远高于境外来源专利。无论是Logit、Probit和异方差Probit模型,还是随机森林和BP神经网络算法,各方法对非泡沫专利的预测精度均趋于100.00%,但在泡沫专利的预测上,仅随机森林算法在训练样本内有99.24%的预测精度,其余方法均有明显第一类错误。（4）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及其构成受本地和相关地区农业研发要素投入、研发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投入在关联矩阵下对专利技术创新性和法律经济的间接效应为负,经费投入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直接效应为正,对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均为负;科研机构发育对技术创新性具有正向间接效应,企业发育在地理矩阵下对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为正,在关联矩阵下对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基础研究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负,技术市场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正,科技转化服务对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对临近地区技术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正,信息化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但对经济价值为正。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专利的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具有累积性,受经济价值影响,综合质量在地理矩阵下具有累积效应,在关联矩阵下具有收敛性;动态模型中上述长期边际效应依旧成立,并进一步证实长期与短期效应的作用方向多相反。（5）以种植业为例,各空间模型中农业有效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并大于普通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农业专利同时存在地理临近和技术供需联系两种扩散渠道;反距离矩阵、邻接关系矩阵、技术相似矩阵和产业相似矩阵四种空间权重下,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总贡献分别为12.30%、12.72%、13.41%和13.16%,贡献率仅次于化肥（50.00%左右）和劳动（20.00%左右）投入,与机械投入（10.00%左右）相近;专利对农业经济的总贡献效应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四种矩阵下的直接效应分别为11.97%、16.07%、18.29%和14.36%,而间接效应分别为0.33%、-3.35%、-4.88%和-1.21%,这种差异化的间接效应表明专利的空间溢出包含由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辐射增益效应和农业物候相似凸显的专利权负向排他效应两部分。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个方面:（1）拓展并验证了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关联。在探讨农业科技研发绩效和经济贡献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反距离矩阵和邻接关系矩阵刻画的常见地理溢出效应,还基于夹角余弦定理拓展并检验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相似地区间的技术供需关联溢出效应。（2）基于专利视角测度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相比以往研究采用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变量,专利作为应用研究的直接成果,避免了兼顾基础研究的政府经费投入会夸大实际技术研发支出,并能全面涵盖科研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各类技术研发主体。（3）探索了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综合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个维度构建质量评价体系,系统量化了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现状格局,并讨论了研发要素投入、科研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对综合质量及其子维度构成的影响。
焦英俊[2]（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规模令世人瞩目,基本成绩不容否定。但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传统增长红利空间日趋紧缩,后发优势逐渐消退,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旧明显,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单纯依靠要素驱动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历史和现实表明,创新是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源动力,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高地不仅能够直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且具备很强的外部性,对于提高经济技术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作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主要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高新区）发展日新月异,创新产出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了良好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鉴于此,本文基于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层面和国家高新区层面的双重研究视角,剖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绩效,这种外部市场绩效在本文集中体现为区域技术效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理论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进行阐释;其次,从中国省级、地级市视角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协同分布特征;再次,利用中国省级、地级市和国家城市群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在不同环境变量约束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第一,通过理论论证,本文阐释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带来显着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本地区而言,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通常能够产生直接技术效率溢出,提高本地区技术效率;另一方面,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也有可能带来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阻碍本地技术效率进步。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倾向性,因此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规模效应,但是若其集聚程度过高,则可能会引发拥塞效应,导致负向技术效率溢出。对于邻近地区而言,一方面,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回波或极化效应,导致邻近地区发展环境恶化,不利于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也可能带来扩散或涓滴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第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传统数理统计模型、随机前沿模型以及地统计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两者的空间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除河北以外,广大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效率较高,其他地区相对较低。另外,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均向南移动,且近十年以来,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朝东南方向移动,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重心朝西南方向移动,两者空间分布重心相向而动,呈空间收敛态势。此外,技术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多样化集聚指数显着正相关,与专业化集聚指数显着负相关。第三,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应用地统计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不同集聚形式下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省级地区的技术效率呈显着空间正相关关系;技术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的“热点-冷点”区域重叠范围较大,且近年来两者的“热点”区域大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而“冷点”区域位于青海及其周边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集聚和多样化聚集均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技术效率溢出呈“倒U型”特征;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聚集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采用传统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模型刻画了国家高新区和城市技术效率的空间协同演进和空间耦合状况。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技术效率整体上不断提高,同时,设有国家高新区的城市技术效率明显高于未设国家高新区城市,且2007年后差距更大。从整体上看,地级城市技术效率和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皆是以南-北方向为主,东-西方向较弱,空间分布平均中心均位于浙江省境内,二者地理距离较近。近年来,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明显地向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偏移,同时,二者在空间发展上呈现出高度耦合状态,而且在2017年两者的空间耦合系数更是高达93.58%,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第五,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200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然而,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就不同阶段而言,2000-2010年国家高新区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但在201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溢出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且衰减区域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160公里以内,此范围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且溢出系数未明显下降;二是160-260公里以内,此范围内溢出系数仍显着为正,但其数值快速下降,同时260公里也是技术效率外溢的半衰距离;三是大于260公里地区,此时空间溢出系数不再显着,且当地理距离达到440公里时下降为0。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省份中心为圆心,以260公里为半径的圆弧基本上能够辐射一省绝大部分区域,大于260公里的区域极有可能超出了省界。因此,可以认为,省界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家高新区更倾向于提供“本地化服务”,尤其在省级层面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六,基于中国城市群和国家高新区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剖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7年全部10个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促进本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在京津冀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从整体上看,山东半岛、中原、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而东三省、京津冀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时段来看,2000-2010年,除了关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在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内部,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积极促进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从整体上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和和成渝等4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然而,东三省、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珠三角、中原和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的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2010-2017年,全部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关中平原等3个城市群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显着地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此外,东三省、山东半岛、中原、海峡西岸、珠三角、关中平原和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和长江中游等3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第七,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效率,而且与地区间“发展距离”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的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拥有较多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地区不仅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而且创新效率波动较小;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对其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都没有显着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虽然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创新效率波动较小;政府干预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对创新效率的波动没有显着影响;开放程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均无显着影响;地区间的“工资距离”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高度相关,工资水平差异越小,技术效率空间溢出越大。本文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基于空间视角实证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本研究预期能够为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国家高新区和国家城市群战略规划等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严婷[3]（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贸投资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以及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也是促进未来全球化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各国跨国部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分工地位不同,经济收益难以直接体现,加剧了各国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是否获益的质疑。有不少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是造成母国制造业萎缩及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是加剧母国“中产阶级衰落”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产业链的国内化趋势。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收入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迅猛提升,涵盖的行业和区位范围与日俱增,存量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388.70亿美元,增长超50倍,列世界第三位。未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际贸易环境的紧张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抓手,对国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到2008年的最大值0.491,2015年的最小值0.462,再上升为2018年的0.468,均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仍然属于较高不平等的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趋势。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动机、制约因素及对东道国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国内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工业行业内层面,主要分析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企业员工工资产生影响。鲜少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愈加重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现实背景,分别从影响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经验数据与实证分析得到的短期影响以及长期影响趋势是什么?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差异是什么?第三,未来如何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优化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的背景和问题,本文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作为指导性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会引起母国要素收入的重新分配。根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异质性,拓展“Mincer收入模型”的形式,结合“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本文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表现为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与“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产生的间接效应,并且长期影响呈现为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在经验与实证研究中,本文对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存量数据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存在性。基于中国2003-2018年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的基尼系数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因果关系。采用2003-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及“FDI Market”和“Dealogic”数据库12623家中国企业具体项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进行了跨时期、分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分东道国投资动机的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但是目前缩小的效应仍然小于扩大的效应,即当前阶段仍然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端。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会扩大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脉冲相应函数图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的趋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此外,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则扩大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交互作用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考虑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异质性影响,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总体上,中国各地区对外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并且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扩大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扩大作用具有滞后性。以2008年为分界点,跨时期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加强。以对外投资的动机进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分类,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当前总体上缩小的影响仍然小于扩大的影响。而对于制度优惠型经济体与资源丰裕类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扩大了中国地区内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行业异质性影响方面,将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商务部的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匹配。34个全行业面板数据的GMM方法结果表明:中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处于扩大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阶段。投资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影响。并且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改变母国生产要素的需求和要素报酬,以及通过对母国“生产率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影响机制的影响方向依赖于对外投资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基于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要积极引导从行业与区位布局上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特别是要审慎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外移问题及扩大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
王许亮[4]（2020）在《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产业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的持续攀升,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典型事实,服务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也日益彰显。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引起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问题不容乐观,亟需通过提升服务业碳生产率来促进服务业低碳发展,而服务业集聚就是推动服务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一条关键途径。然而,已有文献聚焦服务业集聚对经济整体或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鲜有关注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自身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且大多局限于地区层面的视角,难以揭示细分服务行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鉴于此,本文首先以集聚外部性理论与前沿文献为支撑,探讨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随后,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对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进行再测算。最后,系统考察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服务业集聚能够以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等形式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服务业集聚通过知识与技术溢出、要素分享与匹配、基础设施与中间服务共享等外溢机制提高服务业碳生产率。具体地,服务业集聚可以有效促进高技能人才、节能信息、环保知识、低碳技术等要素的跨企业流动,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基础设施与中间投入共享,促进服务企业及其所在行业的能源效率改进及CO2减排,进而推动服务业碳生产率增长。服务业集聚可通过要素流动等机制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正向的空间外溢与行业外溢效应。此外,由于不同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具体作用方向可能呈现区域异质性;同时,鉴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属性各不相同,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行业差异。在经验层面,首先对中国服务业集聚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服务业集聚的地区与行业差异分别呈现扩大和缩小态势。其次,将组群异质性纳入碳生产率测度体系,采用非径向metafrontier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再测度,并考察其收敛性。结果表明,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且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地区和行业差异均呈现上升格局。最后,构建计量模型,基于2004-2017年的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从二维视角考察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当地及邻近地区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呈“U”型曲线关系,且大多数样本的服务业集聚处在“U”型曲线拐点的右侧,即地区服务业集聚在整体上提高了本地及邻近地区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同时,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另外,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以及基础设施共享等途径实现。分组检验发现,不同时期的服务业集聚均有助于提高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并且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以及生产性服务部门。行业层面的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服务行业集聚对行业自身及邻近行业的碳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服务行业集聚能够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以及要素匹配与共享等机制促进行业碳生产率提升。分组回归表明,样本前期（2004-2008年）与样本后期（2009-2017年）的服务行业集聚分别对碳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和正向效应。另外,生产性服务行业对自身及邻近行业的碳生产率均存在积极影响,而生活性服务行业不仅未对自身的碳生产率发挥预期的促进效应,甚至还抑制了邻近行业的碳生产率增长。上述结论既有利于正确看待服务业的低碳发展绩效,也有利于从多个维度来认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低碳发展的具体影响,还可以为服务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实现中国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本文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在服务业微观层面的能源环境数据可以获取时,我们将对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谷军健[5]（2019）在《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使中国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而非规模增速,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传统的产业结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但是2018年4月“中兴事件”似乎表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领域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面对这种分歧,应如何科学地测度和评价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从而形成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之间差距的科学认识?进一步地,如何促进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实体企业投资“金融化”和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共同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加剧,以及“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错配等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那么,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内在逻辑和影响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从效率、效益和结构等视角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与比较,以明确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依次分析了产业体系不同构成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并分别运用行业、跨国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和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最后提出了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启示。首先,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分歧,结合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技术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别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和出口技术结构等三个视角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整体上不断提升,但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的差距比传统产业更大。从生产率来看,2014年制造业总体现价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美国同年的39.89%,高技术产业仅为美国的37.6%;从贸易增加值收益来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趋势,但始终低于美国,随着行业技术密集度提高,美国制造业GVC地位上升,而中国呈下降趋势;从出口技术含量来看,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始终低于美国。其次,立足于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从理论上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并区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行业差异。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时,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均没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影响,但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项均具有显着正效应,表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大。中低技术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显着的,而高技术行业中没有发挥协同效应,这可能与高技术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需求有关。再次,针对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的争论,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来自WIOD（2016）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探讨不同GVC分工地位下金融发展作用的变动,并区分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发展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着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资的偏离,以及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偏离存在显着抑制效应,这说明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依赖于其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程度;金融发展对GVC地位低的国家具有较大提升效应,随着GVC地位提升,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偏离将呈现更大抑制效应;相比银行型金融发展,市场型金融发展对GVC地位的提升效应更大。最后,在“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采用中国制造业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并区分金融危机前后不同阶段和内陆、沿海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实体经济显着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扩大了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这表明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存在显着协同效应;实体经济及其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显着增大,实体经济的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大,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内陆地区更为显着。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在于:（1）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并构建了研究产业体系构成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理论分析框架;（2）首次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出口技术含量等三个视角测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3）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以及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分别为中国“研发—生产率悖论”和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4）论证了实体经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为“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背景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提供了依据。
戴潇[6]（2019）在《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文中提出本研究通过讨论不同维度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综合导出我国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一般认为,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由于信息自由传递的边界性、产业结构网络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使得传统理论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解释力偏弱。另一方面,在我国不同区域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空间壁垒和信息壁垒,在这些多重效应和历史发展特征的综合作用下,使这些区域的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些困境使我们并不能在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完全还原劳动力演化是如何平稳嵌入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体系之中,甚至不能还原这部分信息与产业结构作用的前因后果。因此,如何驱动劳动力的自增强反馈机制并进一步逐步演化出具有规模扩散效应、人力资本红利效应的收益递增路径,是保证我国顺利实施“供给侧”经济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这需要我们结合现实情况与理论基础,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演化问题。唯有明晰了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才能寻求到避免不良路径依赖的有效措施。本研究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明确研究对象运行轨迹的非线性特征;二是明确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的多尺度度量问题,并讨论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三是综合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非线性机制,并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最优演化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深入阐述了应用“演化”这一隐喻于劳动力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度量维度,并结合复杂性科学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演化的非线性特征。随后,通过分析现有关于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归纳出部分与路径依赖理论相类似的观点,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深入讨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科学性。第二,讨论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的非线性特征。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本研究认为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均属于非线性的分析范畴,而非线性的重要特征是系统的无序性,但这仅是在文献理论基础上的验证。因此,必须在用理论推演定性的同时,需辅以实证定量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后文中所设计一切模型能够保持其所在的讨论框架的统一性。通过相空间重构,我们发现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代表性指标的柯尔莫哥洛夫熵非零且不同,表明要素之中存在的功能、关系均发生在不同的度量尺度上,即系统复杂且具有典型的多尺度特征。第三,讨论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数量演化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数量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所有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演化均是协同效应。我国整体劳动力技能演化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与产业结构升级为双向协同效应,在中部是双向的挤出效应,在西部为劳动力技能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反之是协同效应。正是由于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实证结果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非匀质性,使得劳动力数量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第四,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情景约束下的作用。首先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数理模型,具体探讨了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现实特征。结果显示,目前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较为平稳,而另两者波动较大,充分体现出我国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随后构建了门槛模型,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我国整体还是我国的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门槛效应明显。从全国的整体角度而言,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在其路径依赖程度不高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而言,东部的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正向作用,而对产业机构合理化则是负向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作用,同时二者的异质型劳动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是互为对立面,即中部为促进机制,西部为抑制机制。第五,揭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导出不同地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最优路径。东部地区劳动力应以内部环境为路径依赖方向,着重推动异质型劳动力技能演化,加强劳动力对于当下产业结构环境的认同度;中部地区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外部影响为主的路径依赖情境下,推动同质型劳动力数量演化,二是改变路径依赖方向,同时推动同质型与异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西部地区则必须改变现在的路径依赖方向,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目标,提升同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本文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揭示了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了多维度的考察,丰富了现有的研究;二是,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地区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三是,从生物学角度讨论研究对象之间是协同还是挤出效应;四是,充分考虑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运行轨迹,将时空效应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特别是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路径依赖模型。
姬中洋[7]（2020）在《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创新驱动战略和创新强国建设的推动下,创新在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和中高端产品制造领域仍处于创新追赶和加速超越的关键时期,对于内外部知识资本的利用对于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来说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拟针对知识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距进行分析。其次,本文对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详细考察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影响效果的差异。再次,考虑到不同类型知识资本的差异,本文对不同类型知识资本影响创新产出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另外,如果创新产出对企业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小,知识资本带来的创新产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本文同时考察知识资本对创新产出和企业总产出的影响。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所做的尝试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将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距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组内差距和三大地区之间的组间差距,对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距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研究。其次,本文基于2008-2016年制造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对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效果进行初步判断,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效果和差异进行考察,通过引入交互项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知识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效果在不同企业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分位点下的差异。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知识资本促进企业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创新促进企业产出的中介效应,通过引入交互项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知识资本促进企业产出的效果在不同企业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分位点下的差异,并测度了不同分位点下中介效应所占比重。考虑到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地位,本文基于2009-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类似思路考察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和总产出的影响。最后,本文将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分为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在上述研究思路基础上,考察各类型非研发创新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各类非研发创新资本促进企业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创新促进企业产出的中介效应。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制造业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在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组内差距在扩大,在三大地区之间的组间差距在缩小,而制造业企业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的组内差距在缩小,组间差距在扩大,并且各类型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的区域差距表现出了显着的差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组内差距较为稳定,组间差距在缩小。高技术制造业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的组内差距在上升,组间差距先上升后下降。高技术制造业的组内差距在扩大,组间差距在缩小。整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域差距大于全部制造业企业的区域差距。第二,知识资本显着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研发资本的促进效果大于非研发创新资本。研发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大于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但非研发创新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略小于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中,只有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表现出了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的边际回报大于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第三,研发资本和非研发创新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产出的效应均包括直接效应和通过创新促进企业产出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所占比重大约为26.3%、16.5%。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通过创新影响企业产出的中介效应所占比重大约分别为28.8%、15.2%。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资本促进企业产出的中介效应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几乎为全部中介效应。第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数在制造业企业中所占比重相对不高,但知识资本投入占比却相对较高,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知识资本促进传统制造业企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效果存在着显着差异,并且由于各地区企业的规模、所有制结构、地区因素存在显着差异,知识资本对各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显着异质性,从而对地区差距具有重要的影响。
张泽义[8]（2018）在《我国城市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人口、经济活动等要素空间集聚的场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不管是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都发展较大的变化。201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达到297个,大约是1978年的2.91倍。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迅速提高到2016年的57.35%。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平均GDP增长率7.55%,有超过50%以上的城市的增速高于其平均水平,城市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尽管我国城市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这是一条快速的且激进的发展道路,过分关注城市“量”的提升,而忽略了城市“质”的发展。正如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认为的那样,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可喜的令人振奋的成绩,但是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一样,当前的城市发展是低效率的。这种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发展中衍生出一系列的危机和矛盾。城市规模盲目扩大,资源大量浪费,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显着。持续的雾霾、水污染、饮用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城市交通拥挤、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紧张等“城市病”逐渐出现,严重影响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城市发展并未体现出发展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导致城市效率和发展质量较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并强调,要坚持集约发展的方向,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提高城市发展可持续能力。在当前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以及国家的政策背景下,城市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城市发展效率,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并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点内容。鉴于此,本研究对我国城市效率进行全面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效率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本研究尝试按照“问题提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进行,首先通过背景分析,确定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总结、梳理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明确本研究的基础和研究进展;其次,构建论文的理论框架,对效率、城市效率等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明确了城市效率投入和产出的基本内容。通过文献梳理以及理论分析,从单个城市内部的角度,阐述并分析产业结构、经济集聚、人力资本、研发创新、政府干预、环境规制、制度因素、对外开放和城市规模等关键因素对城市效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将效率因素扩展到城市间关联,基于城市关联的视角,探讨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一体化、知识共享和溢出、产业分工和协作、市场统一等五个影响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再次,利用基于松弛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260个地级以上城市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规模和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效率差异,从投入产出角度对无效率的原因进行分解。然后,基于第三章的理论分析,从单个城市的视角,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总体层面和不同类型城市的效率差异角度,分析其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进一步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城市间效率差异的贡献,探寻不同城市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及其主要驱动力。此外,从城市间关联的视角出发,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城市间关联的效率增进效应,即城市网络关联外部性,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例,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和夏普利值分解法,从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一体化、知识共享和溢出、产业分工和协作、市场统一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城市间关联下效率影响因素及其贡献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根据上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城市发展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城市效率提升的路径。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将城市效率理解为传统经济效率和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环境效率,没有全面反映城市的效率水平和城市发展的质量。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更是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和社会进步,居民福祉水平的提升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本文认为城市效率是以较少的投入,尽可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进步,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少的影响,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我国城市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程度的效率损失。传统经济效率和考虑资源环境的环境效率都将会高估真实的城市效率水平。效率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呈现出“W”型波动趋势。效率有效和较高效率水平的城市较少,大多数城市处于中等和低效率水平。从东中西空间尺度看,平均城市效率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略低的态势;从不同城市规模来看,超大城市的平均效率水平最高,小城市次之,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效率水平较低;从不同行政级别城市来看,行政级别越高,其效率越高。效率损失分解发现,导致我国城市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投入冗余和环境污染排放过量,社会发展期望产出的无效率贡献度仍仅次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且三者的无效率贡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我国城市效率不存在显着的α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全国以及三大区域、不同规模、不同行政级别内部的城市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且向着自身的稳态水平收敛。第三,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研发创新、对外开放对城市效率的影响为正且显着。政府干预和环境规制不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经济集聚、城市规模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经济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规模是我国城市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且产业结构优化正向影响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虽然对城市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其积极作用有上升的趋势。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贡献度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行政级别间呈现出差异性。第四,利用准自然实验的合成控制法,以长三角为例验证了城市关联的效率增进效应,即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要素跨区域流动、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城市效率水平的提高。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能有效提升长三角和珠三角各城市的效率水平,但对京津冀的积极影响不显着。知识溢出和共享并不能有效促进城市效率的提高。对于分样本而言,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和协作、统一市场促进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效率的提升,要素流动、知识溢出和共享对核心城市效率的提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外围城市产生负向影响。夏普利值分解发现,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对长三角城市效率的改善主要依靠城市间要素的频繁流动以及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分工,珠三角主要依赖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京津冀主要得益于城市间要素流动。相对于单个城市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各机制变量对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大。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对核心城市效率的改善主要是靠产业分工协作和统一市场,而对外围城市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于产业分工和基础设施一体化。在本研究中,尝试并努力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丰富了城市效率的内涵,强调城市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多目标产出。本研究认为城市效率是以较少的投入,尽可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实现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进步,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少的影响,实现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等的发展和进步。基于此,在已有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中,纳入居民福祉水平和社会发展的指标,能更加全面的衡量城市效率水平和城市发展质量。第二,拓展了城市效率的优化影响机制,将效率的影响机制从单个城市扩展到城市间关联。已有文献在考察城市效率影响因素时,仅从单个城市内部出发,而忽略了城市的“第二性”特征,这有悖于现实。因此本研究将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从单个城市扩展到城市间网络关联,提出城市间网络关联存在效率增进效应,要素流动、知识溢出和共享、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和协作、市场统一等是其驱动城市效率增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实证分析了上述机制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及其贡献度。将城市置于多种“流”组成的空间中来找寻城市效率的动力路径,为城市效率优化提供更加全面的依据。第三,城市间关联对城市发展和效率的影响源于其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性被关联内各城市所共享,而且会促进各城市效率的提高。城市群作为城市间网络关联发展的典型,为我们识别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提供了较好的研究素材。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将加入城市群看成是对城市的一项准自然实验,以此评估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线性回归模型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减少了权重选择的主观性。
郭泉恩[9]（2017）在《区域创新的时空演变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已在当今社会中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和促进劳动力收入增加。同时,创新也是国家和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一定地位的必备条件。创新发展不仅是国家战略问题,也是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关注热点之一。文章以区域创新为研究对象,具体指的是城市技术创新水平,使用每百万人均拥有专利申请数表示;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演变以及区域创新如何影响收入差距这两大问题。分析区域创新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情况能够进一步揭示其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和地区制定创新发展政策提供参考;研究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创新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在人群中的分配情况,解答创新是否会扩大收入差距这一问题,为中国缓解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思路。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以异质性更小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元,打破了中国整体范围创新研究大多是以省域为尺度的局面;区域创新时空演变的研究跨度为1986年以来,明显长于已有文献,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区域创新演变规律;使用多种类型的空间权重矩阵定义地区空间关系,能更科学地研究区域创新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样本检验和微观个体分析相结合,深入研究创新如何通过影响不同类型劳动力收入从而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为区域创新与收入差距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中国证据。具体地,文章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构建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专利申请数据库,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等,共同构成了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在总结新增长理论、技术差距理论、技术空间扩散理论、知识溢出理论、创新影响劳动力就业理论、创意阶层理论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自1986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随时间演变规律和空间动态分布;然后,结合多种规则的空间权重矩阵,使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基于高校视角分析区域创新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再次,以Murphy等的劳动力相对需求模型为基础,从城市层面分析了区域创新与收入差距二者之间的关系;接着,对Mincer工资方程进行扩展,从个体层面分析了区域创新发展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为区域创新与收入差距两者关系的城市样本检验提供微观证据;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文章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区域创新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但整体空间差异仍在扩大。从时间维度来看,自1986年以来全国整体创新水平的标准差呈现增加趋势,因此并不存在σ收敛,即区域创新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而无论是否考虑区域创新的空间自相关,均得到区域创新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的结论,即创新初始水平较低的地区都趋于以更快速度发展。从空间维度来看,区域创新在研究时段内出现先扩散后集聚的变化,具体来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创新水平自1986年后开始出现明显提升,且每个地区的增长幅度不一,到2012年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出现创新高水平集聚区,深圳是创新水平最高的地区,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第二,高校研发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其中研发资金的影响存在滞后。文章从高校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两方面表示高校研发投入情况。高校研发人员能够通过发表论文、申请专利以及开设讲座等方式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且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当期,可能的原因是人员具有较大灵活性,可以根据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方向及时做出应对措施。提高研发资金投入可以通过展开更高质量和更频繁的科研活动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但这种积极影响存在滞后,可能的原因是学科差异较大和经费监管不足等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第三,创新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基于K值最邻近四点、地理距离矩阵和地理距离二次项矩阵所得出的结果均表明创新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存在正向溢出,即地区发展创新还会对其他周边地区产生促进作用。原因是创新高水平地区往往拥有更多创新型人才、更高水平的研究型高校、更宽容的社会环境等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要素,由于地理距离较近,地区之间容易发生频繁互动从而产生人员流动和知识溢出等,为创新高水平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第四,区域创新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创新能通过生产率、专利、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就业补偿等途径影响收入差距,然而在创新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影响劳动力收入的这些要素并非同时发生作用,二者关系仍需进一步检验。在城市样本研究中,创新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得到验证,即随着创新水平的增加,收入差距会经历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在微观个体研究中,创新与高技能劳动力收入之间呈正比,与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即随着创新水平的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会一直增加,而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会先降低后增加。创新对不同类型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佐证了基于城市样本得到的研究结果。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得出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加大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高校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投入。中国创新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全国主要高校资源都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与东部地区相比,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高校资源则明显较少,其研发投入也相对不足。因此,为缓解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建议加大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高校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投入,促进高校研发对区域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提高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的目的。第二,通过加强相邻地区间合作促进创新均衡发展。创新高水平地区与其他相邻地区间频繁互动从而产生的人员流动和知识溢出等,为该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应充分利用这一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建议加强相邻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鼓励设立跨地区的创新协调组织,进一步促进地区间的创新合作,实现创新绩效最大化。同时,政府在制定创新发展政策时,除了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创新,还应将创新在地区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纳入考虑范围,最终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正向溢出。由于知识的公共属性,在平时的交流和学习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能够帮助低技能劳动力中那些天分较好、学习能力较强的人群发挥自身才能,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收入,最终缩小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这种溢出作用能够帮助缓和收入差距。因此,应增加两种类型劳动力的接触机会,如开设培训课程、鼓励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一起参与管理工作等。此外,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接受能力也是保证高技能劳动力正向溢出效果的重要方面。国家应重视地方尤其是农村及偏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国民平均教育水平。同时,还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第四,政府应改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制度环境。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工作越来越繁忙,高技能劳动力对家政服务等的依赖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通过规范市场化经营,在经过专业管理培训后,大部分低技能劳动力都能获得较为可观的薪水。然而,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还存在较为严重的户籍歧视,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利受到了侵害。加上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较大,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因此要想保证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补偿效应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要缓解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户籍歧视程度,改善低技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制度环境。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呼吁和宣传就业公平,制定相关政策禁止企业在招工过程中对应聘人员设置户籍要求,设立专门机构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免费维权服务,同时确保农民工就业升职机会的公平性,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
纪明辉[10]（2013）在《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地区差异、收敛性与影响因素》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开始向服务经济转型，目前，全球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总产值比重达到70%，服务业还成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我国服务业在国家及各地方一系列发展政策扶持下，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与发达国家及全球相比，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长期徘徊于40%，甚至都不及欠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日渐凸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难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要素积累和生产率提高是产出增长的两个主要源泉，受资源条件限制，要素积累不能带来持续的产出增长，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那么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考察我国服务业发展及地区差异的状况就成为本文的目的。文章以经济增长理论、服务业理论、生产率理论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文章考察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状况，揭示了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增长及地区差异的影响与贡献，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从实践方面看，这些分析为推进服务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服务业地区协调发展将提供有益参考。全文共有7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背景介绍与相关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世界服务业发展趋势和我国服务业发展特点进行了介绍；梳理并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第二章，理论与方法介绍及数据处理。本章首先介绍了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概述了服务经济理论发展脉络；然后介绍了在实证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包括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并比较了三者的优缺点；最后对后文所使用的样本及数据的来源与处理方法进行了说明，尤其是详细交代了各省区服务业资本存量的处理过程。第三章，中国服务业产出的省际差异概况分析。本章以服务业劳均产出为对象，考察1993-2010年中国服务业产出的地区差异状况和长期发展趋势。对地区差距的度量方法采用了最大最小值比、变异系数、相对发展率指标和Theil指数。各测量结果都显示出中国服务业地区发展差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第四章，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的测算。本章的主要工作是测度了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构成，采用的方法是将SBM超效率模型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相结合。研究发现：1993-2010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83%，技术进步水平的平均增长率为2.4%，技术效率平均增长率-1.5%，技术进步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第五章，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服务业产出省际差距的关系研究。本章利用索洛余值方法对中国各省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分布图比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服务业产出的分布状态，同时还利用方差分解方法考察和分析各省区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素投入对服务业产出的省际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服务业产出差距的贡献逐渐上升，可以预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影响将越来越大，并成为主要因素。第六章，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及对服务业产出省际差距的影响。本章对经济收敛和生产率收敛的相关文献进行介绍后，对中国各省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劳均产出的收敛状况分别进行了检验。文章还引入一个非参数的分解框架把服务业劳均产出进行四重分解，进一步利用Maudos模型将服务业劳均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纳入统一框架，研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或发散是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各省区服务业产出增长的差异及变化。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产出均不存在绝对收敛，而只存在条件收敛；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服务业产出的收敛性贡献最大，是导致省区间服务业发展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第七章，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本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各省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化进程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而政府控制对其提高则有阻碍作用。由此得到的政策含义是从生产率方面着手缩小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需要收到重视，下一轮应该在加大服务业市场化程度的改革和推进体制改革等方面做文章，比如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释放活力、制定公平统一打破地区分割的发展政策，其中首要的是以政府自身的改革来换得市场的发展空间。本研究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针对传统DEA方法的不足，采用SBM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区服务业的技术效率，该方法不但考虑了投入与产出的松弛问题，还可实现对DEA有效决策单元的进一步区分和排序；将SBM超效率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测算了中国各省区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使测度结果更加准确、科学。第二，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变异系数、相对发展率和Theil指数）检验了中国服务业地区发展差异，并通过实证分析（核密度估计、方差分解方法）手段验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服务业劳均产出的地区差异贡献越来越大，各种方法相互佐证，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第三，运用非参数分解框架考察技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和劳均资本积累增长效应这四部分对中国各省区服务业劳均产出增长及差异的影响，运用生产率收敛理论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对服务业劳均产出收敛性的影响，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服务业产出地区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二、开放中技术扩散对地区间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对中国的一个非技术性解释及其政策含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放中技术扩散对地区间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对中国的一个非技术性解释及其政策含义（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专利研发 |
| 1.3.2 专利评价 |
| 1.3.3 专利转化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创新理论 |
| 2.1.2 TRIZ创新方法理论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农业专利 |
| 2.2.2 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
| 2.2.3 农业专利质量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专利的数量增长与趋同 |
| 2.3.2 农业专利的质量评价与甄别 |
| 2.3.3 农业专利的有效应用与转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格局与技术生命周期 |
| 3.1 数据来源与研发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分布 |
| 3.2.1 中国农业专利的全球地位 |
| 3.2.2 中国农业专利的IPC分布 |
| 3.2.3 中国农业专利的行业分布 |
| 3.2.4 中国农业专利的主体分布 |
| 3.3 中国农业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 |
| 3.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整体发展阶段 |
| 3.3.2 主要农业技术领域的生命周期比较 |
| 3.3.3 三大主体的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与收敛性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 |
| 4.2.1 中国农业专利的省域分布 |
| 4.2.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均衡性 |
| 4.2.3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 |
| 4.3 中国农业专利的收敛性 |
| 4.3.1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绝对β收敛 |
| 4.3.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条件β收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质量分布与泡沫甄别——以授权发明为例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分布 |
| 5.2.1 基于综合评价指数的专利质量比较 |
| 5.2.2 基于专利宽度的技术通用性分析 |
| 5.2.3 基于专利被引的技术创新性分析 |
| 5.2.4 基于专利权利要求的法律价值分析 |
| 5.2.5 基于专利存续期的经济价值分析 |
| 5.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1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规模 |
| 5.3.2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空间均衡性 |
| 5.4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识别 |
| 5.4.1 基于二元选择模型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2 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3 两类泡沫专利识别方法结果比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影响因素 |
| 6.2.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边际影响 |
| 6.3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
| 6.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通用性路径 |
| 6.3.2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创新性路径 |
| 6.3.3 中国农业专利法律价值路径 |
| 6.3.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价值路径 |
| 6.4 考虑创新累积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1 综合质量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2 技术通用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3 技术创新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4 法律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5 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效果评价——以种植业为例 |
| 7.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1.1 空间计量模型 |
| 7.1.2 数据来源 |
| 7.2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贡献分析 |
| 7.2.1 模型适配度检验 |
| 7.2.2 地理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2.3 供需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3 中国农业专利的边际经济贡献 |
| 7.3.1 地理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3.2 供需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
| 7.4.1 模型互为因果的内生性讨论 |
| 7.4.2 异方差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
| 7.4.3 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
| 7.4.4 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中国农业专利数量加速增长,省域间数量水平呈现β收敛 |
| 8.1.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阶段性下降,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 8.1.3 中国农业专利具有显着经济贡献,贡献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优化农业技术研发资源配置,推动农业专利产出合理收敛 |
| 8.2.2 壮大市场化农业技术研发主体,加快农业技术诱致性创新 |
| 8.2.3 构建农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农业高质量专利应用转化 |
| 8.3 讨论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效率测度相关研究 |
| 1.2.2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技术 |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 2.2 技术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概述 |
| 2.2.1 技术效率内涵 |
| 2.2.2 技术效率测度 |
| 2.2.3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内涵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4 区域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分析 |
| 3.1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1.1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制理论分析 |
| 3.1.2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具体路径 |
| 3.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负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2.1 累积因果过程机制 |
| 3.2.2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机制 |
| 3.2.3 双边贸易机制 |
| 3.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机理分析 |
| 3.3.1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现实分析 |
| 3.3.2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理论分析 |
| 3.4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4.1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理论模型 |
| 3.4.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演进分析 |
| 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
| 4.1.1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统计分析 |
| 4.1.2 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3 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2 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状况 |
| 4.2.1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整体集聚 |
| 4.2.2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多样化集聚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专业化集聚 |
| 4.3 省级地区技术效率测度 |
| 4.3.1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技术效率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4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统计分析 |
| 4.4.1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演变轨迹 |
| 4.4.2 整体集聚水平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3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4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5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空间计量经济学概述 |
| 5.1.1 空间计量经济学简述 |
| 5.1.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1.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简介 |
| 5.2 变量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 |
| 5.2.1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2 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检验 |
| 5.2.3 空间冷点—热点分析 |
| 5.3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3.2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3 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4 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 |
| 6.1 国家高新区发展统计分析 |
| 6.1.1 国内外高新区发展概述 |
| 6.1.2 国家高新区基础性统计分析 |
| 6.1.3 国家高新区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2 地级城市技术效率测度与统计分析 |
| 6.2.1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2.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2.3 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 |
| 6.3.1 基础性统计对比分析 |
| 6.3.2 空间耦合分析统计模型原理 |
| 6.3.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6.3.4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系数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实证分析 |
| 7.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7.1.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性分析 |
| 7.1.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确定性分析 |
| 7.1.3 相关理论对比分析 |
| 7.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地级市层面 |
| 7.2.1 变量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与估计 |
| 7.2.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结果分析 |
| 7.2.4 分时段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2.5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溢出空间衰减边界实证分析 |
| 7.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城市群层面 |
| 7.3.1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7.3.2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发展和技术效率统计 |
| 7.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3.4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3.5 分时段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8.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8.1.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界定 |
| 8.1.2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8.1.3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技术效率实证模型设定 |
| 8.1.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
| 8.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实证案例介绍 |
| 8.2.2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
| 8.2.3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1 基本概念界定与测算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收入分配差距的内涵与度量 |
| 2.1.3 收入分配差距指标体系的选取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收入分配的理论综述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3 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4 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规律 |
| 2.2.5 理论评述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综述 |
| 2.3.1 生产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2 行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3 区位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 |
| 3.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效应 |
| 3.1.1 生产扩张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创造效应” |
| 3.1.2 产业外移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替代效应” |
| 3.1.3 生产要素需求变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3.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间接效应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理论模型 |
| 3.3.1 罗默两部门模型与要素投入结构 |
| 3.3.2 特定要素模型与要素收入变化 |
| 3.3.3 明瑟收入模型与模仿和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事实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 |
| 4.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
| 4.2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2.1 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 |
| 4.2.2 中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3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4 中国与其他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
| 5.1.1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灰色关联度 |
| 5.1.2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比较 |
| 5.2 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
| 5.2.1 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
| 5.2.2 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误差修正模型与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6.1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1 动态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3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跨时期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东道国区位异质性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2.1 分投资动机的东道国分类 |
| 6.2.2 实证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7.1 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数据比较 |
| 7.2 行业异质性外直接投资影响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2.1 分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 |
| 7.2.2 面板模型设计 |
| 7.2.3 数据处理与计量方法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聚的效应研究 |
| 2.1.1 产业集聚外部性的代表性理论概述 |
| 2.1.2 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影响 |
| 2.1.3 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2.1.4 集聚对绿色生产率(效率)的影响 |
| 2.2 碳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2.1 碳生产率的涵义与测算 |
| 2.2.2 碳生产率的分组比较 |
| 2.2.3 碳生产率的收敛性 |
| 2.2.4 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2.3 集聚影响碳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4 服务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总结性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
| 3.1.1 理论模型 |
| 3.1.2 理论机理 |
| 3.2 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 |
| 3.3 服务业集聚的行业外溢效应 |
| 3.4 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
| 3.5 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测算与收敛性分析 |
| 4.1 产业集聚的主要测算方法 |
| 4.2 中国地区服务业集聚的测算与分析 |
| 4.2.1 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 |
| 4.2.2 结果分析 |
| 4.3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的测算与分析 |
| 4.3.1 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 |
| 4.3.2 结果分析 |
| 4.4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收敛性分析 |
| 4.4.1 收敛方法说明 |
| 4.4.2 σ收敛分析 |
| 4.4.3 绝对β收敛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与收敛性分析 |
| 5.1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方法 |
| 5.1.1 生产可能性集(Production Possibility Set,PPS) |
| 5.1.2 非径向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
| 5.1.3 MML指数 |
| 5.1.4 ML 指数、SML指数与BML指数 |
| 5.2 变量及数据处理 |
| 5.3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 |
| 5.3.1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地区层面 |
| 5.3.2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行业层面 |
| 5.4 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 |
| 5.4.1 服务业碳生产率收敛方法 |
| 5.4.2 σ收敛检验结果 |
| 5.4.3 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地区层面的经验证据 |
| 6.1 计量模型 |
| 6.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核心解释变量 |
| 6.2.3 控制变量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传统OLS模型的回归结果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回归结果 |
| 6.3.3 不同集聚模式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
| 6.3.4 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6.3.5 分时间段回归 |
| 6.3.6 分区域回归 |
| 6.3.7 分行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
| 7.1 计量模型 |
| 7.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7.2.1 被解释变量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 |
| 7.2.3 控制变量 |
| 7.3 传统OLS模型的回归结果 |
| 7.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7.3.2 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的处理 |
| 7.3.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7.3.4 基准结果分析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4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回归结果 |
| 7.4.1 估计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确定 |
| 7.4.2 回归结果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4.4 服务行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7.4.5 分时期回归 |
| 7.4.6 分行业回归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 |
（5）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相关研究 |
| 1.2.2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2 基于研发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纳入金融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基于要素相互作用的增长理论 |
| 2.2 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
| 2.2.2 产业升级的拓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3 基于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 |
| 2.3.1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成要素 |
| 2.3.2 要素协同的概念与协同关系 |
| 2.3.3 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测度分析——兼与美国的比较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分歧、原因与测度思路 |
| 3.2 基于生产效率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2.1 CTFP与RTFP测算方法与数据 |
| 3.2.2 制造业生产率测算结果分析 |
| 3.3 基于贸易增加值收益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3.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 |
| 3.3.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结果分析 |
| 3.4 基于出口技术结构的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测度与比较 |
| 3.4.1 增加值视角下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
| 3.4.2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视角 |
| 4.1 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与“研发—生产率”悖论 |
| 4.2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机理分析 |
| 4.2.1 生产率增长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 |
| 4.2.2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关系中人力资本的支配作用 |
| 4.3 计量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4.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3.2 变量选取与测度 |
| 4.3.3 数据处理与来源 |
| 4.4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4.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4.4.2 自主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3 合作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4 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拓展分析:非线性效应与行业差异 |
| 4.5.1 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 |
| 4.5.2 不同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价值提升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视角 |
| 5.1 金融体系作用的“两面性”与解释思路 |
| 5.2 金融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机理分析 |
| 5.2.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高质量发展 |
| 5.2.2 金融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理 |
| 5.2.3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测度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5.4.2 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不同全球价值链地位下金融发展的影响:非线性效应 |
| 5.6 拓展分析: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体系的影响差异 |
| 5.6.1 银行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差异 |
| 5.6.2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要素协同发展的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视角 |
| 6.1 “脱实向虚”与实体经济的作用 |
| 6.2 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分析 |
| 6.3 模型设定与变量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测度 |
| 6.3.3 数据说明 |
| 6.4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体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2 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拓展分析:不同阶段和地区异质性 |
| 6.5.1 金融危机前后的阶段性差异 |
| 6.5.2 内陆与沿海的地区差异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及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科研情况 |
（6）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
| 2.1 产业结构升级 |
| 2.1.1 产业结构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1.4 研究简评 |
| 2.2 劳动力演化 |
| 2.2.1 劳动力演化的概念 |
| 2.2.2 劳动力演化的特点 |
| 2.2.3 研究简评 |
| 2.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 2.3.1 基于结构演进的规律论 |
| 2.3.2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 |
| 2.3.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和适配性 |
| 2.3.4 研究简评 |
| 2.4 理论框架 |
| 2.4.1 复杂性科学 |
| 2.4.2 路径依赖理论:复杂性系统、作用机制、门槛约束 |
| 2.4.3 进一步讨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特征 |
| 3.1 系统非线性特征分析的方法选择 |
| 3.2 相空间重构及变量选取 |
| 3.2.1 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 |
| 3.2.2 柯尔莫哥洛夫熵(K熵) |
| 3.2.3 变量选取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理论基础 |
| 4.1.2 双主体时空协同演化模型 |
| 4.1.3 参数估计方法 |
| 4.2 关键指标测度与选取 |
| 4.2.1 关键指标的测度 |
| 4.2.2 数据收集与描述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劳动力数量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4.3.2 劳动力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的情景分析 |
| 5.1 方法的选择 |
| 5.1.1 面板门槛模型 |
| 5.1.2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门槛模型 |
| 5.2 关键变量测度与描述 |
| 5.2.1 解释变量 |
| 5.2.2 被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我国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4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的区域性差异 |
| 5.4.1 各区域门槛效应检验 |
| 5.4.2 各区域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策略 |
| 6.1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
| 6.2 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案例分析 |
| 6.2.1 东部地区 |
| 6.2.2 中部地区 |
| 6.2.3 西部地区 |
| 6.3 路径优化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2.1 知识资本与创新产出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知识资本影响创新产出的相关研究 |
| 2.1.2 知识资本影响企业产出的相关研究 |
| 2.1.3 创新产出影响企业产出的相关研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创新经济学与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知识获取与资源基础理论 |
| 2.2.3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2.4 收敛性理论 |
| 2.3 已有研究总结与评述 |
| 2.4 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产出作用的理论机制 |
| 2.4.1 理论作用机制框架 |
| 2.4.2 理论模型基本结构 |
| 2.4.3 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 |
| 2.4.4 主要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 |
| 3.1 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基本概况 |
| 3.1.1 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整体变化趋势 |
| 3.1.2 制造业企业各类型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的变化趋势 |
| 3.2 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概况 |
| 3.2.1 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的区域差异 |
| 3.2.2 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 |
| 3.3 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分解 |
| 3.3.1 制造业企业总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分解 |
| 3.3.2 制造业企业各类型非研发创新资本投入的区域差异分解 |
| 3.3.3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分解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研究 |
| 4.1 问题提出与模型设定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模型设定 |
| 4.2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
| 4.2.1 半参数估计 |
| 4.2.2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估计 |
| 4.2.3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4.2.4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三大地区差异 |
| 4.2.5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总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估计 |
| 4.2.6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总产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4.2.7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企业总产出的影响:三大地区差异 |
| 4.3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
| 4.3.1 半参数估计 |
| 4.3.2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估计 |
| 4.3.3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4.3.4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三大地区差异 |
| 4.3.5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估计 |
| 4.3.6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4.3.7 知识资本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影响:三大地区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类型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模型设定与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半参数估计 |
| 5.3.2 基准回归 |
| 5.3.3 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5.3.4 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三大地区差异 |
| 5.3.5 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对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估计 |
| 5.3.6 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对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5.3.7 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对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影响:三大地区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启示 |
| 6.1 研究总结 |
| 6.1.1 主要研究工作 |
| 6.1.2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城市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相关基础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城市发展理论 |
| 2.1.2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1.3 区域分工理论 |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5 效率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城市效率测算方法研究 |
| 2.2.2 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城市效率其他相关方面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城市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城市效率的内涵 |
| 3.1.1 效率 |
| 3.1.2 城市效率 |
| 3.2 城市效率投入和产出的基本内容 |
| 3.2.1 城市效率的投入 |
| 3.2.2 城市效率的产出 |
| 3.3 基于单个城市的效率影响因素 |
| 3.3.1 产业结构 |
| 3.3.2 经济集聚 |
| 3.3.3 人力资本 |
| 3.3.4 研发创新能力 |
| 3.3.5 政府干预 |
| 3.3.6 环境规制 |
| 3.3.7 制度因素 |
| 3.3.8 对外开放程度 |
| 3.3.9 城市规模 |
| 3.4 基于城市间关联的效率影响因素 |
| 3.4.1 要素流动机制 |
| 3.4.2 知识溢出和共享机制 |
| 3.4.3 基础设施一体化机制 |
| 3.4.4 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 |
| 3.4.5 市场统一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城市效率测算及其特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
| 4.1.2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
| 4.2 城市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4.2.2 指标体系构建 |
| 4.3 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
| 4.3.1 投入指标 |
| 4.3.2 产出指标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数据处理 |
| 4.5 我国城市效率特征分析 |
| 4.5.1 城市效率总体特征 |
| 4.5.2 三大区域城市效率特征 |
| 4.5.3 不同规模城市效率特征 |
| 4.5.4 不同行政级别城市效率特征 |
| 4.5.5 城市效率损失分解 |
| 4.6 我国城市效率跨期特征分析 |
| 4.6.1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特征 |
| 4.6.2 三大区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特征 |
| 4.6.3 不同规模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特征 |
| 4.6.4 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特征 |
| 4.7 我国城市效率敛散性分析 |
| 4.7.1 σ收敛 |
| 4.7.2 绝对~β收敛 |
| 4.7.3 条件~β收敛 |
| 4.8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单个城市的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基于单个城市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说明及处理 |
| 5.1.3 描述性分析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5 稳健性检验 |
| 5.2 基于单个城市的效率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 |
| 5.2.1 方法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城市间关联的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研究区域概况 |
| 6.1.1 基本概况 |
| 6.1.2 城市间网络关联分析 |
| 6.2 城市间网络关联的效率增进效应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网络关联外部性影响效率的机制检验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数据说明及处理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析 |
| 6.3.6 进一步扩展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及其路径选择—基于城市效率的视角 |
| 7.1 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 |
| 7.1.1 高投入、高消耗导致城市不经济现象 |
| 7.1.2 知识技术能力的驱动力不足 |
| 7.1.3 城市社会福利缺位,滞后于经济发展 |
| 7.1.4 城市效率空间极化现象明显 |
| 7.2 我国城市效率优化的路径选择 |
| 7.2.1 走集约化道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
| 7.2.2 依靠创新驱动,改变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 |
| 7.2.3 坚持绿色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
| 7.2.4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加居民福祉水平 |
| 7.2.5 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网络化发展新格局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区域创新的时空演变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提出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重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和难点 |
| 1.4.2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创新与区域创新 |
| 2.1.2 收入差距 |
| 2.2 区域创新的时空演变 |
| 2.2.1 相关理论 |
| 2.2.2 区域创新随时间变化研究 |
| 2.2.3 多尺度下区域创新空间差异 |
| 2.2.4 区域产业创新的空间差异 |
| 2.3 高校与区域创新关系 |
| 2.3.1 相关理论 |
| 2.3.2 高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
| 2.3.3 高校与区域产业创新 |
| 2.3.4 产学研合作与区域创新 |
| 2.4 区域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
| 2.4.1 相关理论 |
| 2.4.2 区域创新与地区收入差距 |
| 2.4.3 区域产业创新影响收入分配 |
| 2.4.4 区域创新对技能溢价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986年以来区域创新的时空演变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研究区域 |
| 3.3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数据说明 |
| 3.4 描述性分析 |
| 3.5 收敛趋势分析 |
| 3.5.1 σ收敛 |
| 3.5.2 绝对β收敛 |
| 3.6 空间分布特征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创新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高校视角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 描述性分析 |
| 4.3.1 高校研发投入的动态变化 |
| 4.3.2 高校研发投入与区域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
| 4.4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4.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4.2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
| 4.5 实证结果 |
| 4.5.1 基准模型和稳健性检验一: 考虑投入要素的滞后性 |
| 4.5.2 稳健性检验二: 考虑不同空间关系的影响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区域创新影响收入差距的城市样本检验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模型 |
| 5.3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5.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3.2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分析 |
| 5.4.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 5.4.3 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
| 5.4.4 异质性检验: 地区差异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创新影响收入差距的微观个体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框架 |
| 6.3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6.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3.2 数据说明与变量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
| 6.4.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一: 加入城市其他变量和更换劳动力划分标准 |
| 6.4.4 稳健性检验二: 滞后效应和反向因果关系的处理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区域创新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但整体空间差异仍在扩大 |
| 7.1.2 高校研发有利于区域创新发展,其中研发资金的影响存在滞后 |
| 7.1.3 创新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 |
| 7.1.4 区域创新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加大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高校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投入 |
| 7.2.2 通过加强相邻地区间合作促进创新均衡发展 |
| 7.2.3 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正向溢出 |
| 7.2.4 政府应改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制度环境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中所涉及微观调查问卷的部分内容 |
| 附录二 根据调查对象所从事职业的劳动力分类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地区差异、收敛性与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 绪论 1.1 |
| 研究背景 1.2 |
| 研究意义 1.3 |
| 研究文献综述 1.4 |
|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1.5 |
|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2章 |
| 相关理论、方法及数据处理 2.1 |
| 服务业理论 2.2 |
|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 2.3 |
| 样本与数据 2.4 |
| 本章小结 第3章 |
| 中国服务业产出的省际差距的概况分析 3.1 |
| 中国服务业劳均产出省际差距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2 |
| 中国服务业劳均产出省际差距的空间结构特征 3.3 |
| 本章小结 第4章 |
|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构成 4.1 |
| 方法介绍 4.2 |
| 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测算、分解与分析 4.3 |
|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 4.4 |
| 本章小结 第5章 |
|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服务业产出省际差距 5.1 |
|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测度 5.2 |
|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服务业产出省际差距的核密度分析 5.3 |
|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服务业产出省际差距的贡献分析 5.4 |
| 本章小结 第6章 |
| 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及对服务业产出差距的影响 6.1 |
| 关于经济收敛的理论与文献 6.2 |
|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绝对收敛检验 6.3 |
|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条件收敛检验 6.4 |
| 服务业生产率的收敛对劳均产出收敛的贡献 6.5 |
| 本章小结 第7章 |
|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7.1 |
| 主要影响因素及数据说明 7.2 |
| 平稳性检验 7.3 |
|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7.4 |
|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致谢 |
四、开放中技术扩散对地区间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对中国的一个非技术性解释及其政策含义（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D]. 赖晓敏.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2]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D]. 焦英俊.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D]. 严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王许亮.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5]基于要素协同的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D]. 谷军健.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6]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D]. 戴潇.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7]知识资本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研究[D]. 姬中洋. 兰州大学, 2020(01)
- [8]我国城市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张泽义. 西南财经大学, 2018(12)
- [9]区域创新的时空演变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D]. 郭泉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 [10]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地区差异、收敛性与影响因素[D]. 纪明辉. 吉林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