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家厉以宁:权力需要制衡(论文文献综述)
张海成[1](2020)在《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文中研究表明卡尔·波兰尼是从经济思想史入手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的。他通过对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生活本来是嵌含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屈从于市场之下,这就形成了社会与市场的博弈。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为条件,这是人类不幸的开端。为使人和社会免遭市场的摧残,自发的社会保护应运而生。所以波兰尼认为市场永远无法完全脱嵌于社会,纯粹的自律性市场就是一个乌托邦。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所形成的双向运动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灾变,法西斯主义兴起就是因为其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是缘于国际制度的损坏,以及由市场经济无节制扩张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灾难。波兰尼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解决,而政府的手段不可避免地运用政治权力将自由市场经济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同时,为防止极权主义产生,必须要为扩大民主治理而进行斗争。因为政治权力与被赋予民主权力的公民相结合,才是对抗市场无情扩张的最佳制衡力量。波兰尼也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和道德危机。他认为对自由、民主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塑造是社会危机的真正出路。波兰尼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春梅[2](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张飞雁[3](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史慧芳[4](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拉开大幕。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集中于强化和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化,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投资活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活动,与企业价值息息相关,提高投资效率是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视角就是从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出发,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路径,实证研究相关路径与投资效率的具体关系,以丰富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参考。因此,本文以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2013-2017年4935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关系。首先,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控制权理论、自由现金流假说分析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其次,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路径;最后,根据路径分析,构建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以股权制衡度为调节变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分析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时,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兼任情况下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搜集整理相关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变量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投资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将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投资效率置于同一框架下,以股权制衡度为调节变量,可以发现,股权制衡度对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削弱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小于30%、30%-45%区间时,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两者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45%时,股权制衡度与投资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减弱。当两职兼任时,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显着;当两职分离时,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改善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提升管理层长期激励、完善国有企业监督治理机制、控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加强对管理层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等建议,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罗丽娟[5](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研究指明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拓志超[6](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于俊[7](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是个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课题,从古至今,税收制度改革以制度促经济、以经济稳政治、以政治助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税收制度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税收制度改革是通过税收制度架构设计和组成要素的边际变化来调整治理格局、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优化。当今世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何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非常重视税收制度改革,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吸收和借鉴他人在税收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有益成果,适时推进本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庞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税种设置、税收政策等较为传统单一的领域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开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可以将税收制度改革由微观的、具体的工作层面提升到宏观的、战略的层面,拓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税收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税思想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新时代赋予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新思维、新要求、新使命,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探讨税收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及其调整、改革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及其调整以税收集权化匹配计划经济化、以集中统一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这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经验。历经七十年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但也还存在结构布局、法律层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瓶颈制约着税收制度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只有从新时代税收文明现代化的高度统筹布局税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瓶颈,建立起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是贯穿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中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集中体现党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优势。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融洽相助益,总体布局重塑了税收制度改革的灵魂,税收制度改革强劲了总体布局的血脉。自觉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发展的“稳定器”、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生态文明发展的“净化剂”、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抱负和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也要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税收制度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避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恪守税收制度改革的家国情怀、激励国家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遵循市场规则、力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注重统筹兼顾、发挥制度集成聚变效应,尊重契约伦理、扞卫税收权利义务生态,维护央地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中观价值和基本原则。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税收制度改革应有的姿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施行税收法治方略,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放大税收乘数效应,在公平正义精神感召下释放税收正能量,在绿水青山愿景引领下促进绿色税收发展,在多元共治价值追寻下创新税收治理方式,为各国治理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微观努力和路径探索。
薛峰[8](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研究表明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张晓琴[9](2018)在《顾准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历经40个春秋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重温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我们也不能不回眸最早研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顾准、孙冶方等理论先驱的探索足迹。作为新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的顾准的理论贡献,更具有开拓性。新中国历经的磨难和顾准本人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挫折,对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显现的弊端和矛盾进行深刻思考,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顾准冲破计划经济教条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由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的观点,因而成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凯恩斯在其经典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章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认为自己不被知识分子左右的普通人,常常沦为一些三流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狂人,将自己的意志充满了空间,他们的疯狂,正是借用无耻文人几年前的陈词滥调来彰显。我相信,相比于潜移默化的思想侵蚀,既得利益的权力被过度夸大了。……或迟或晚,对我们更加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本文梳理了顾准经济思想的四大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思想、列宁的混合经济思想、斯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及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理论溯源的基础上,研究了顾准经济思想的五大组成部分:顾准市场经济思想;顾准价格思想;顾准“糊口经济”思想;顾准“强国梦”思想及顾准现代化思想。顾准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他受难时期,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可以说顾准是“因罹难而思想”。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坎坷经历,也映射到他的全部经济思想体系之中。顾准经济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二补充”。所谓“一体”是指顾准市场经济思想;所谓“两翼”是指顾准“强国梦”思想及顾准现代化思想;所谓“二补充”是指顾准价格思想及顾准“糊口经济”思想。顾准市场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中。在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的1957年,顾准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指出要市场化改革,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经济生产与经济流通,最终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核算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及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三个方面。顾准价格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问题内部讨论会资料”之中。1963-1964年,薛暮桥陆续发表了三篇价格论文,其价格理论实际上是沿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走的,是成本价格理论,或者是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在讨论薛暮桥(余霖)三篇文章的会议上,顾准撰写了关于价格问题的发言稿——《和余霖同志商榷价格政策中的几个问题》,再次阐明“需求因素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的观点,并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价格制定基准。顾准“把需求看作价格决定的主要原因”,从而进一步研究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顾准经过对价格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价格不光取决于成本、供给,而且决定于需求。既然价格既与供给有关,也有需求的因素,也就与市场的波动和变化有关。这是顾准在价格问题研究上的独特之处。顾准“糊口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商城日记》中的记述。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共十个月,顾准同中国科学院的下放干部队伍一起在河南信阳的商城县进行劳动锻炼。《商城日记》详细记录了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期间顾准在商城劳动改造的所见所闻。此时间段正值我国1959-1961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院张曙光指出,对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形态,顾准提出的“糊口经济”,切中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本质和要害。不仅生动具体,惟妙惟肖,而且入木三分。顾准“强国梦”思想,主要体现在顾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尽管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中点明,“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但是,在顾准日记及其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在“文革”期间,顾准也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顾准“强国梦”思想主要体现在文革期间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中国世界中心”梦及坚信“天命中国雄飞世界”的梦想。顾准现代化思想,是他与胞弟陈敏之讨论“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后应该怎样的问题的延续与深入。顾准自觉把现代化置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的意识,使顾准超越了意识形态,用“现代化”一词来论述、研究近现代中国、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准所谓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二位一体的,顾准是抱着现代化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地研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是一种现代化方式”(顾准,1971),他提出,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五十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中国选择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顾准现代化思想也包含了“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的思想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思想。最后,本文探讨了顾准及其经济思想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顾准是新中国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第一人;顾准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顾准经济思想极大丰富了“文革”时代经济思想史内容。顾准经济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及建立具有深远影响。社会主义经济从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历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解答“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必然逻辑。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不搞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这个出路实际上就是走市场经济之路——它是中国通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顾准的经济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研究环境的局限性及认知判断的局限性。
鹿斌[10](2018)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向,它在不断定义自身的“特殊性”的同时,也在时时刻刻地形塑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色。由此,新型城镇化烘托起了当下转型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而作为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举措,社会治理创新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既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社会治理创新发生了“历史性的耦合”,那么,这不仅使现阶段的社会改革趋于丰富多彩、波澜壮阔,而且也强烈地引发着我们的深深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展开的前提是“创新什么”?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大致集中于两个维度:要么停留于具体的微观研究,着笔于对社会治理创新之细节的描绘;要么追求宏大叙事,强调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展现。也就是说,这一研究恰恰缺失在中观层次上的关注,进而难以打通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研究理路。因此,本文试图从对“结构”的框定与研析入手来开辟一种中观视野,以弥补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的缺憾。在摆明了这一具有基础性的问题之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的牵扯出“怎样创新”的题域。对此,我们固然可以沿着常规的学术进路从制度、机制、体制等方面入手。但本文认为,既然是在新型城镇化这一具有“特色”并也在构建“特色”的背景中进行,那么,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就不是从相关理论中的臆想,而是从社会及其结构中予以体悟。当然,这一“事实”维度下的思考,既需要从当下社会中发现,发现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需要从过去社会中梳理,梳理历史变迁中的印记和变化。在这些具有铺陈性的研究之后,对社会治理结构研究的主体脉络是遵循着“解构——建构”之路径。本文首先将社会治理结构分解为四个子结构。一是话语结构。话语之中隐匿着丰富而深刻地关系内容,尤其是形成话语的交流过程更是构成治理过程中关系结构的实质;二是主体结构。包括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形成了一种以协商合作、互动有序为内容的新型主体关系;三是权力结构。要从权力结构中发现权力,并为此提出了“权力集”的概念,即以权力主体为划分依据所形成的一种能力集合及彼此关系;四是法制结构。主要包括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多样性规则的关系整理过程,后者则要从法制运行过程中予以体察。当然,这些分解出来的子结构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统一的有机体。所谓独立,体现的是每一个结构既能够在理论上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域而存在,也能够在实践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治理场域而运行,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而所谓统一,是指这些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以话语结构为指引、以主体结构为载体、以权力结构为依托、以法制结构为保障,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结构的整体样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站在中观的维度上,以结构创新来贯通宏观设计与微观修缮,从而保障改革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而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一领域的简单改良,也不是在整体上的模糊设计,而是要兼顾整体与个体、宏观和微观、全部和局部的全方面、多层次、系统性的改革。
二、经济学家厉以宁:权力需要制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学家厉以宁:权力需要制衡(论文提纲范文)
(1)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二、波兰尼生平及《巨变》的写作背景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论文的主要观点、难点、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波兰尼视野下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 |
第一节 均势制的失败与和平的终结 |
一、百年和平与均势制度 |
二、国际金融与战争危机 |
第二节 金本位制的崩溃与重建 |
一、金本位制的崩溃 |
二、金本位制重建的失败 |
第三节 自律性市场制度的瓦解 |
一、自律性市场制度的概念 |
二、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 |
第一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市场的起源 |
一、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 |
二、市场的本质及其起源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
一、资本主义经济进步的反人类本质 |
二、市场要素的商品化过程 |
三、贫穷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
四、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 |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变迁 |
一、阶级利益不能解释历史 |
二、社会灾难及其文化根源 |
三、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波兰尼与马克思的思想比较 |
一、波兰尼对马克思的曲解 |
二、波兰尼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不同之处 |
三、波兰尼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趋同之处 |
第二节 波兰尼对凯恩斯的超越 |
一、凯恩斯的新经济思想 |
二、波兰尼对凯恩斯新经济思想的修正 |
第三节 波兰尼对哈耶克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 |
一、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之争 |
二、奴役之路还是自由之路?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现实观照 |
第一节 社会现实与波兰尼的社会理想 |
一、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
二、波兰尼基于社会现实的哲学转向 |
三、波兰尼经济共同体思想的现实意义 |
第二节 当代社会反制市场经济扩张的必要性 |
一、反制市场的现实力量 |
二、计划其实无处不在 |
三、当代社会反向运动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国际新秩序展望 |
一、新自由主义企图建立国际秩序的失败 |
二、当代国际新秩序的展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局限 |
第一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原创性 |
一、波兰尼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二、“嵌入”和“脱嵌”概念的意义 |
三、“双向运动”思想的原创性 |
第二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
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
三、分层和分类整合原则 |
第三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一、对概念的建构存在模糊性 |
二、对历史的解释缺乏准确性 |
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可靠性 |
五、研究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中文文献 |
二、外文文献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三、产权理论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一、概况简介 |
二、案例分析 |
三、特征归纳 |
四、启示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三、启示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三、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一、概念解读 |
二、主要特征 |
三、二元选择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发展趋势 |
三、相关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一、政府的支持 |
二、校长的魅力 |
三、产权的设计 |
四、文化的交流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
致谢 |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四)文献分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二、混合所有制 |
三、企业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三、启示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四、金股制度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二、分类改革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一、优化的原则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四、优化方案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参考文献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 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2 理论基础 |
3 研究假设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企投资效率概述 |
3.2 股权制衡度与投资效率关系分析 |
3.3 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分析 |
3.4 股权制衡度对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
3.5 不同第一大股东占比下,股权制衡、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分析 |
3.6 两职是否兼任下,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分析 |
4 研究设计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4.2 变量选取与度量 |
4.3 模型建立 |
5 实证分析与检验 |
5.1 投资效率 |
5.2 描述性统计 |
5.3 相关性分析 |
5.4 多变量回归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2017年国有企业股票代码 |
作者简历 |
致谢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未将解决劳资关系作为重点 |
二、员工持股有助于解决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
四、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三、章节安排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研究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三、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理论建构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涵 |
二、员工持股的内涵及性质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内涵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理论 |
一、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三、“双因素”理论 |
四、分享经济理论 |
五、委托代理理论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分析 |
一、对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二、对“双因素”理论和分享经济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三、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应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理论假设 |
二、基本推论:员工持股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 |
第二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历程及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历程 |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出现 |
二、员工持股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4年)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步结合阶段(1994-2002) |
四、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阶段(2002-2013) |
五、明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重启员工持股阶段(2013年至今)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第三章 员工持股与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问题 |
一、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是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仍面临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定型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第二节 员工持股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
一、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
二、员工持股可以有效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
三、我国以员工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案例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
二、聚焦建立有效委托代理关系,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第四章 员工持股与发展创新型企业 |
第一节 创新型企业内涵及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现状 |
一、创新型企业内涵 |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缺乏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型企业缺乏的重要原因 |
一、企业家精神缺乏 |
二、工匠精神缺乏 |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促进创新型企业形成 |
一、以员工持股激励企业家精神形成 |
二、以员工持股激励工匠精神形成 |
三、以员工持股激励科技人员提升创新能力 |
第五章 员工持股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一节 资本短缺时代劳动者难以分享企业利润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一、资本短缺时代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
二、劳动报酬低转化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
三、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第二节 资本过剩时代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
一、我国进入资本相对过剩时代和劳动力短缺时代 |
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 |
三、员工持股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一、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可行性 |
二、员工持股优于简单的工资上涨和福利国家模式 |
三、员工持股有利于打造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
四、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 |
第六章 员工持股与宏观经济稳定 |
第一节 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基础 |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
二、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
第二节 员工持股与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一、我国需要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二、以员工持股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作用 |
三、以员工持股稳定国内投资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推动新经济发展 |
一、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二、员工持股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 |
三、在新经济领域广泛推动员工持股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就业问题 |
一、传统工资制与失业问题 |
二、以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制 |
三、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
第七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难点问题及阻碍因素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历经反复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
一、持股对象范围的确定 |
二、员工持股比例的确定 |
三、持股员工的资金来源 |
四、员工持股模式的确定 |
五、持股平台问题 |
第三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阻碍因素 |
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缺乏足够的认识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体制障碍 |
三、内部人控制问题 |
四、我国员工持股相关立法的限制 |
五、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财税政策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和员工进行激励 |
第八章 员工持股的国际经验 |
第一节 美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一、美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二、美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第二节 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一、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二、英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第三节 法国员工持股制的兴起和发展 |
一、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二、法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第四节 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一、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二、日本员工持股制度的特点 |
第五节 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启示 |
一、政府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 |
二、制订完善的立法来推行员工持股 |
三、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 |
四、支持第三方金融机构介入员工持股 |
五、实施普惠式的员工持股 |
六、采取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模式 |
第九章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及建议 |
第一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 |
一、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升到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度 |
二、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相联系 |
三、加强顶层设计,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开展 |
四、在法律的激励、引导和规范下有序开展 |
五、从企业实际出发开展员工持股 |
第二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建议 |
一、充分认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二、加强和完善员工持股的相关立法 |
三、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员工持股计划 |
四、对员工持股参与方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
五、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模式 |
六、逐步扩大员工持股对象及企业的范围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平衡”与“均衡” |
1.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1.2.3 学术史研究 |
1.3 文献综述 |
1.3.1 经济平衡/均衡的研究 |
1.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 |
1.3.3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研究 |
1.3.4 文献研究评述 |
1.4 研究设计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史 |
2.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2.1.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2.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
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2.2.1 政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贡献 |
2.2.2 学界研究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
2.3.1 经济管理实践中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识的深化 |
2.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次研究高潮 |
2.3.3 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题的文献大量涌现 |
2.3.4 其他研究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2.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用武之地 |
2.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2.5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
2.5.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2.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3.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 |
3.1.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总述 |
3.1.2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内容 |
3.1.3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特点 |
3.2 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 |
3.2.1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内容 |
3.2.2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的特征 |
3.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3.3.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 |
3.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根本区别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
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关系的学理分析 |
4.1.1 宏观调控概述 |
4.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都是按比例规律的体现 |
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关系的历史逻辑分析 |
4.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指导下成功经验催生理论的萌芽 |
4.2.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形成 |
4.2.3 经济调整改革推动理论的深化 |
4.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理论转型创新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5.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 |
5.1.1 价格思想中的平衡 |
5.1.2 “重本抑末”的小农式经济结构平衡思想 |
5.1.3 货币币值稳定思想 |
5.1.4 财政收支平衡思想 |
5.1.5 财富分配平衡思想 |
5.1.6 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 |
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5.2.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内容 |
5.2.2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特点 |
5.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关系探析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时代价值 |
6.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6.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未来启示 |
6.2.1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
6.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 |
6.2.3 在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
6.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 |
第一节 国家治理 |
一、国家治理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历史性超越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的税收因素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 |
第二节 税收及其制度 |
一、财政与税收 |
二、税收制度的内涵与发展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税收的论述 |
第三节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的互动 |
一、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的税收制度 |
二、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
三、税收制度助推国家治理成就新高度 |
第二章 国外税收制度改革的治理经验与启示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一、税收制度促进面向现代国家转型 |
二、相机抉择的税收制度结构化改革 |
三、税收制度改革强国富民的新担当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一、税收制度助力稳固民族独立成果 |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税收制度改革 |
三、税收制度改革擦亮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成色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一、苏联东欧国家不成功的税收制度改革 |
二、越南革新开放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三、古巴“模式更新”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税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问题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的建立、调整和评价 |
一、新旧税收制度的转换 |
二、改革开放前的税收制度调整 |
三、对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改革的评价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税收制度改革 |
一、税收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
二、涉外税制和“利改税”的出台 |
三、分税制和“营改增”的深远影响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央地税收的合作与博弈 |
第三节 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一、结构布局不够完善 |
二、税收法律级次较低 |
三、地方税收体系失衡 |
四、税收征管效率较低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使命 |
第一节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治理的“助推器” |
一、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二、提升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能力 |
三、拓展公共资源的多元协同治理 |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的“稳定器” |
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
二、从依法治税实践推及到依法治国战略 |
三、从税收技术发展关涉到民主权利保障 |
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治理的“催化剂” |
一、协同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
二、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
第四节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治理的“粘合剂” |
一、推动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
二、推动建成全面的多层次社保体系 |
三、推动创建融通的大格局社会治理 |
第五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治理的“净化剂” |
一、克服生产的“异化”及自然的“异化” |
二、放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外部性 |
三、绿色税收制度拓宽绿色发展道路 |
第六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 |
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
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第五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第一节 恪守家国情怀的价值 |
一、以人为本 |
二、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三、助力民族复兴之梦 |
第二节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
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三、把握好坚守与开创的关系 |
第三节 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
一、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
二、统筹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
三、统筹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 |
第四节 遵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伦理 |
一、维护税务相对人的权益 |
二、建设纳税社会信用体系 |
三、提供税收事先裁定服务 |
第五节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
二、健全地方税体系 |
三、增强税收预算科学性 |
第六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对策 |
第一节 全面落实税收法治方略 |
一、大力推进税收立法进程 |
二、严格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
三、完善提供税收司法保障 |
四、创新开展税收法治宣教 |
第二节 充分发挥税收乘数效应 |
一、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结构 |
二、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水平 |
三、进一步深化税收种类改革 |
四、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
第三节 有力彰显税收公平正义 |
一、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二、情系民生降低基尼系数 |
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成长 |
四、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 |
第四节 加速提升税收绿色指数 |
一、激活绿色税收制度机制 |
二、健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 |
三、增强现有税种绿色程度 |
第五节 多元构建税收综合治理 |
一、推动建立税收保障制度 |
二、发挥涉税中介服务力量 |
三、打造经世济用税收智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一、监管的概念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9)顾准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本文的不足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顾准着作的文献述评 |
第二节 顾准人物及其思想的文献述评 |
第三节 顾准经济思想的文献述评 |
第二章 顾准的探索历程 |
第一节 顾准的生平简介 |
第二节 顾准的探索研究 |
第三节 顾准的哲学观及方法论 |
一、顾准的哲学观 |
二、顾准的方法论 |
第三章 顾准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商品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肌体发展规律 |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
第二节 列宁的混合经济思想 |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转变 |
二、列宁混合经济思想中市场机制调节的中介作用 |
第三节 斯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
一、斯大林商品经济思想的两个阶段 |
二、斯大林计划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第四节 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 |
一、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
二、熊彼特的经济思想 |
第四章 顾准市场经济思想 |
第一节 顾准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 |
一、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
二、中国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 |
三、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 |
四、从价值规律到“市场取向” |
第二节 顾准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存在的原因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核算的重要性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
第三节 顾准与孙冶方的市场经济思想比较 |
一、顾准对孙冶方的启发 |
二、孙冶方的市场经济思想 |
三、顾准与孙冶方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异同 |
第五章 顾准价格思想 |
第一节 需求因素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 |
一、消费品价格与需求因素 |
二、生产资料价格与需求因素 |
第二节 计划价格的合理基准 |
一、计划价格的制定 |
二、资金利润率定价原则 |
三、资金税制度 |
四、关于工农产品比价 |
第三节 粮食价格问题 |
一、粮食价格问题提出的背景 |
二、维持“粮价不动”的观点 |
三、关于“粮价调高”的思想 |
四、关于“粮价不动”与“粮价调高”方案的比较 |
第六章 顾准“糊口经济”思想 |
第一节 “糊口经济”的思想内涵 |
一、“糊口经济”的概念阐释 |
二、“糊口经济”的思想内涵 |
第二节 顾准“糊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糊口经济”中的工农业状况 |
二、“糊口经济”的生产关系 |
三、“糊口经济”的生产目的 |
四、“糊口经济”中的人口规律 |
五、改变“糊口经济”现状的办法 |
第七章 顾准“强国梦”思想 |
第一节 顾准在“文革”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 |
一、经济发展速度 |
二、经济发展与新技术 |
第二节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 |
一、南斯拉夫经济体制 |
二、苏联经济体制 |
第三节 顾准“强国梦”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顾准“强国梦”思想的基础 |
二、“中国世界中心”梦 |
三、“天命中国雄飞世界”的梦想 |
第八章 顾准现代化思想 |
第一节 顾准对“现代化”的评述 |
一、现代化的概念 |
二、顾准对“现代化”的评述 |
第二节 关于资本主义产生问题 |
一、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
二、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产生 |
第三节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问题” |
一、内部制度变迁 |
二、外部竞争压力 |
三、“更广泛”的现代化思想 |
第四节 顾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
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思想 |
第九章 顾准及顾准经济思想评价 |
第一节 对顾准的评价 |
一、新中国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第一人 |
二、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 |
三、极大丰富了“文革”时代经济思想史的内容 |
第二节 对顾准经济思想的评价 |
一、顾准市场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
二、顾准价格思想与中国价格改革 |
三、顾准“糊口经济”思想的启发 |
四、顾准“强国梦”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 |
五、顾准现代化思想与当代中国现代化 |
第三节 顾准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一、顾准的“预言” |
二、顾准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第四节 顾准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
一、时代的局限性 |
二、研究环境的局限性 |
三、认知判断的局限性 |
第十章 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及评价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设计及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创新 |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治理结构创新:一个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分析框架的基点:相关概念解读 |
一、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二、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结构 |
三、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结构的互动 |
第二节 分析框架的支点:理论基础分析 |
一、治理理论 |
二、系统理论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重点:社会治理结构搭建 |
一、社会治理结构逻辑起点的嬗变 |
二、社会治理结构的要素及其关系 |
三、社会治理结构现代性样态形塑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对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的影响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为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带来的机遇 |
一、主体共在塑构力量场域 |
二、关系调整带动结构升级 |
三、生活具象召引治理下沉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为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带来的挑战 |
一、人口流动加剧群体仿替 |
二、需求增长僭越治理承载 |
三、利益生产引致行为离散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历史演变与现实境况: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困境与成因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回眸与沉思 |
一、社会治理结构的古典印记 |
二、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的形式及评说 |
三、当下的沉思:改革持续亦或停止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结构困境的现时图景 |
一、话语:传统话语残余与现代话语萌发的交叠 |
二、主体:强势主体根固与新兴力量挣脱的拮抗 |
三、权力:纵向权力结构与横向权力网络的冲突 |
四、法制:结构形式理性与结构实质理性的纠葛 |
第三节 社会治理结构困境的生成机理 |
一、理性深固是困境产生的主观因素 |
二、角色紊乱是困境产生的客观因素 |
三、协同惰性是困境产生的内部因素 |
四、制度梗阻是困境产生的外部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话语结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表达体系 |
第一节 话语结构的认识与描述 |
一、话语结构:发现关系并由此出发 |
二、话语结构的功能:结构功能主义下的论说 |
三、话语结构的嬗变:在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中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话语结构的互动性展开 |
一、结构剖解:相互承认的话语 |
二、话语衔接:互动中的信任 |
三、主体关系:言说者与听说者 |
第三节 构筑新型话语体系的结构性叙事 |
一、议题判定:寻找公共话语 |
二、表达渠道:从权宜性到制度化 |
三、场域设定:在正式场合之中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主体结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多元耦合 |
第一节 多元主体确认 |
一、地方党委 |
二、地方政府 |
三、社会组织 |
四、社会公众 |
第二节 主体结构审视 |
一、规范依据: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考量 |
二、事实迁移:在治理结构进化中对比 |
三、在规范与事实间构筑新型主体结构 |
第三节 多元主体在场的隐忧 |
一、多中心=混乱? |
二、两难困境的呈现 |
三、社会自主性扩张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权力结构: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均衡分配 |
第一节 定义权力的问题:从结构中发现权力 |
一、基础概念:对权力的界定 |
二、权力关系:不可化约的核心题域 |
三、结构叙事:被隐藏的规则及功能 |
第二节 权力结构描述:历史钩沉与现代转向 |
一、集权与分权: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
二、打破激进:均衡性与倾向性的兼顾 |
三、设计的前奏:理解权力结构创新的要义 |
第三节 结构重组:互动链中的现代设计 |
一、权力结构样态: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考察 |
二、权力结构创新:关于权力集的刍议 |
三、权力结构规范:在创新中走向优化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法制结构: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有效保障 |
第一节 静态的结构:在多样性规则中整理 |
一、演变过程中的统一:对法制结构的整体描述 |
二、统一下的多元:地方层面上的法制结构特征 |
三、客观存在的僭越:自主性空间中的规则生产 |
第二节 动态的结构:在运行过程中观察 |
一、立法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分析 |
二、执法过程中多重关系的研析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四、经济学家厉以宁:权力需要制衡(论文参考文献)
- [1]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D]. 张海成. 黑龙江大学, 2020(12)
- [2]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D]. 史慧芳. 山东科技大学, 2019(05)
- [5]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于俊. 华侨大学, 2019(12)
- [8]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9]顾准经济思想研究[D]. 张晓琴. 深圳大学, 2018(09)
- [10]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研究[D]. 鹿斌. 苏州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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