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为信息产业开辟道路

一、日本经济：信息产业开道（论文文献综述）

李向格^[1]（2019）在《“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文中认为大和战舰是日本帝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建造的巨型战舰,1941年建成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美军战机击沉。战后,“大和战舰”被历史文本、文学文本以及各种艺术媒介多方讲述,在战后七十余年里,形成了关于“大和战舰”的话语系列。本论文重点考察了日本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变历程。首先还原历史叙述中的大和战舰,其次,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和战舰”话语方式,对以大和战舰为主题的跨越小说、漫画、动画片、电影等多种媒介的文本进行梳理和解读。通过细查这些貌似盘根错节的互文性文本修辞,发现其间的话语范式,分析这些话语范式对日本人的情感倾向与国民记忆的影响,进而揭示在这一反复讲述的过程中潜藏于话语构建背后的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知。本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还原作为历史事件的“大和战舰”。由“日本近代海军建设”、“大和战舰参战始末”两部分构成。该部分通过对日本近代海军史的回顾,追寻大和战舰相关的历史真相。第二章,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初现”（1945-1973）。由“占领期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儿童世界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三部分构成。将小说、电影等媒介中的“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45-1973年,在这一时期的不同话语范畴中呈现的是“大和战舰”的“本来面目”,即历史中的大和战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和战舰的幸存者以及参与大和战舰的设计者对“大和战舰”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二次构建,形成了两种表述形态:悲情英雄主义的“大和”和代表先进技术的“大和”。“大和战舰”的书写由文本走向荧幕,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大和战舰”的悲剧性结尾随着电影的热映被更多人了解的同时,荧幕上的“威武”的大和战舰也成为“国民热血沸腾的材料”。第三章,“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生”（1974-2000）。由“科幻动画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假想战记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围绕《大和战舰的末日》的争论”三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74-2000年,划分标准是自《宇宙战舰大和号》系列出现伊始,“大和战舰”脱离现实,走向科幻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大和战舰”逐渐脱离历史文脉,或化身“宇宙战舰”遨游太空,或“穿越”历史重述战争,在早期的“大和战舰”话语基础上不断“衍生”。第一部以大和战舰为题材的小说《大和战舰的末日》历经数次改稿,但其最初版本直到1980年代初才重见于世,围绕改稿问题的争论及其历史动因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要点。第四章,新世纪“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扭曲”（2001-2019）。由“博物馆叙事中的‘大和战舰’”、“电影《男人们的大和/YAMATO》”、“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以及“‘亚文化’中的‘大和战舰’”四个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2005年以后,划分标准是进入新世纪后多种媒介特别是博物馆媒介等的介入令“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愈发多元、表达的价值观愈发扭曲。这一时期随着报纸、期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游戏等媒体的强势介入,“大和战舰”反复被重写成小说、电影、电视、动漫、漫画和游戏,在这一“热潮”中,“大和战舰”话语衍变愈发多元与复杂。第五章,“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由“‘大和战舰’话语作为‘集体文本’”、“‘大和战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及“‘大和战舰’的记忆功能与历史认知构建”三部分构成。将围绕“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视为“集体文本”,分析其叙事选择与叙事原则,从集体记忆的存储与重构功能出发,解读在其反复讲述中呈现的日本国民战争认知的生成与变迁。大和战舰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被文化符码化后转化为潜在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创作互为影响,同时多媒介的强势介入推动了其形象的衍变。通过对“大和战舰”话语修辞衍变的解读,寻觅日本战争文学、战争记忆的历史轨迹。七十余年来在作家与读者、评论者的积极参与下,“大和战舰”物语不断被再生产和转化,被赋予“神风大和”、“昭和时代的平家物语”、“技术大和”、“战后败北的文学”、“具有世界普遍性价值观的大和”等多元意义属性,进而成为日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为民众“自然”接受。“记忆”立足“现在”再造“过去”,并以此为基础面向未来,“遗忘”与“回忆”均源自当今行动主体面向未来的志向,因此,“国民记忆”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政治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过程为我们展示了“大和战舰”内化为日本国民记忆的漫长过程,然而,潜伏于其中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无意识能量无疑是巨大和恐怖的,时常为战后扭曲的战争观念与错误的历史认知推波助澜。

张方慧^[2]（2018）在《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外交研究全文替换》文中研究说明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外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慢到快的过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外交日趋机制化、成熟化;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外交体现了其对中亚的战略诉求,具有显着特点。同时,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外交的成功经验也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赵师苇^[3]（2018）在《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文中认为2012年底再次上台执政的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特征,在增加援助资金量的同时降低了资金的非束缚率,造成援助质量的降低。援助资金也开始呈现出向湄公河流域国家集中的特征。在援助项目选择上,海上安全保障项目以越南与菲律宾两国为重点援助对象,政治社会类项目向湄公河流域国家倾斜,经济项目重点打造以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为支点的“东西·南部”和“海洋·ASEAN”两条经济走廊。援助的执行,在官方层面呈现出一元体系结构下多元职能部门合作并存的体系特征,同时官民合作的援助执行体系成为趋势。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利己主义援助动机特征。海上安全保障援助项目的支点国家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扩展到越南和菲律宾,援助形态从技术支援突破到军备输出与海外派兵,安全动机在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与自由的基础上,扩展到增强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援助动机的“安全化”趋势凸显。强化援助政策与双边政府、民间关系的联动,追求一流国家地位,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援助动机的“政治化”趋势加强。利用援助政策改善受援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拉动日本的出口与对外投资,援助动机的“重商主义”回归。援助的动机特征体现了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在援助类型中突破开发合作型的框架,转为开发合作与政治战略并举型援助。日本国内政治进程支撑了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安保体制转型推进了援助的“安全化”,“普世价值观”与“俯瞰地球仪”两大外交理念推动了援助的“政治化”,国内经济恶化催生了对“重商主义”援助的需求,援助政策成为实施“安倍经济学”的补充性手段,援助政策决策体制的变化则是整体战略型政策出现的基础,为援助战略化升级铺平了道路。美、中两国作为外部因素驱动了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催化安倍政府的援助政策战略化升级,日本利用援助政策与美国在地区安全战略、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分工合作。中国经济崛起、军力提升,引发安倍政府利用战略升级版的援助政策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五年来,安倍政府通过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在安全层面,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在政治层面,双边政府间关系强化程度有限,价值观输出道路不平坦,但在塑造国家形象、密切民间关系方面取得成效;在经济层面,提升了日本企业在湄公河国家的数量与直接投资额,但无法扭转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整体下滑的趋势。安倍政府对东南亚的战略化援助政策的实施还面临三大困境:日益严峻的财政困境制约援助资金的来源;决策体制的权力变化,制约战略化援助政策持续执行;美国因素制约日本援助政策实施的方向与进程。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对中国有两大影响,双方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其援助政策还对中国维护南海地区海洋权益造成阻碍。中国应该与日本在竞争中求合作,同时利用东海与南海联动维权之策维护中国南海权益。借鉴日本利用援助政策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密切民间关系方面的经验,未来中国应在援助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中,利用软硬援助手段加大对东南亚民生工程的关注;采用政府、企业、NGO多元主体合作并举的方式,推进环保项目的实施;利用公私合作的手段,通过多渠道开展民间交流活动,解决在实现“民心相通”目标上所面临的难题。

毕世鸿^[4]（2014）在《缅甸民选政府上台后日缅关系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自以登盛总统为首的缅甸民选政府成立后,日本基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以及制衡中国等方面的考量,重开对缅大规模援助和投资。日本将缅甸纳入"价值观外交"体系,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政商学考察团频繁访问缅甸,开始全方位介入缅甸。除了提供大量援助以外,日本还借机介入缅甸民族和解进程,日本企业也大举重返缅甸,日缅关系迅速升温。

刘潇湘^[5]（2014）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三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崔显凯^[6]（2012）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5年前后，日本在经济领域先后进行了“倾斜式生产”、产业结构合理化运动，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了将近20年，经济总量不断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并成为了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兴趣，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大同小异。其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普遍提及。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政府在尊重市场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制定发展计划，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并且采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实质扶持，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些相似点的存在使研究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日本财政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成为本文写作的背景和目的。本文首先进行文献回顾，通过总结发现，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不尽相同，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降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凯恩斯总结了大危机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良方，他认为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为了增加有效需求，政府应该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通过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多倍增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几十年时间，符合发展趋势，在特定的阶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70年代以后，日本面临日元升值、石油危机冲击之后，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了长期稳定增长阶段。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经济出现了“滞涨”，经济增长率降低，通货膨胀盛行，由于经济增长时期财政政策惯性的特点依然存在，日本财政逐渐入不敷出，国债规模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成为了日本政府沉重的负担。之后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又不断丰富财政政策理论。财政政策是财政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理论和实践总结，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财政政策有宏观和微观之分，经过总结，本文采用了综合定义，得出了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运用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手段，作用于具体的部门、产业、企业等微观主体，调节总需求，从而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措施。根据这个概念，财政政策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那就是财政政策目标和财政政策工具。在财政政策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中，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财政政策选择的是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需求超过了其他三个目标，所以日本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主要是景气繁荣时期的高通货膨胀率）。财政预算、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是财政政策的三大工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财政政策综合运用了这三大工具，并且建立了完整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成为财政工具的重要补充。日本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财政预算、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财政投融资体系为工具，充分运用财政政策乘数模型，使国民收入迅速增加。通过阅读文献发现，研究日本财政政策的文章中，绝大部分都是从日本财政体系入手，以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为出发点研究日本财政政策。这种组织结构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无法将财政政策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研究，只能得出财政政策体系的相关结论。本文避免了这个问题，通过选取财政政策最重要的三大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土开发，来研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财政政策是如何通过以上三个领域的支持促进经济发展的。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土开发的支持体系是相同的。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第一，财政预算，包括一般会计预算和特殊会计预算；第二是税收，对特定产业或企业实行优惠税政策或开辟“特定税”；第三，财政投融资贷款，这一体系成为日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进行国土综合开发的重要税源。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税收和公债收入成为了一般会计预算的重要财源，但是在特定预算方面，日本却严格规定了基础设施建设方向，这些支出只能投向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公路建设，日本专门设立了“挥发油税”和“汽车重量税”作为公路建设资金。这个阶段日本财政投融资体系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国家成立了“日本铁路建设公团”、“日本道路公团”等事业团体，并将从社会筹集的资金无息或低息地贷给他们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战后日本经历了从轻纺工业化到重化学工业化的过程。伴随出现的是第一产业急速萎缩，第二、第三产业逐步上升趋势，日本产业呈现出了高级化特点。财政政策对其作用很大，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税收优惠措施和财政投融资体系。这个时期日本对特定产业实行优惠税收政策，降低法人税，减轻了企业的纳税额；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加快设备的更新换代和新技术的引进、研发，从而使日本能够快速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提高日本整体技术水平。财政投融资体系方面，日本设立了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政府将财政资金借贷给这两个银行，通过它们再贷款给政府扶持的行业。其中日本发展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钢铁、造船、机械、电子、化学等行业；日本进出口银行主要对从事进出口的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其服务对象是从事大型出口设备的企业，其目的是鼓励日本企业增加出口。在国土开发方面，日本很早就意识到国土的均衡开发，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50年制定了《国土开发法》，通过二战后点-线-面-体等多阶段国土均衡开发，现在日本已经基本实现了均衡式发展。由于国土开发自身具有的公共性特点，政府必须扮演引路人的角色，因此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不可忽略。一般会计预算方面，在中央，日本专门设立了“国土保全开发费”用于国土开发和保全，国土保全开发费用占一般会计预算的比例较高，1955年-1973年平均值达到了17%。地方国土开发费用在地方财政支出中通过“土木费”来体现，土木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年平均值维持在20%左右。为调动地方政府的开发积极性，中央政府还通过设立“国库支付金”、“地方交付税”向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为地方性国土开发融资。对于落后地区，则采取了许多“特例”，以便为落后地区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通过高速经济发展时期日本财政政策在基础设施装备扩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国土均衡开发方面的作用发现，这段时间日本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点：第一，财政政策执行的前提条件是不破坏市场的竞争机制。虽然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绝不是强力干预，而是在尊重竞争、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第二，形成了完善的财政政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财政预算、财政收入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支付政策）和财政投融资贷款体系。这些政策合力扶持了基础领域或关键领域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当然财政政策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范围过广，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使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扩大国债规模，当经济萎缩时，巨额财政赤字就会成为重大的负担；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果会导致人们生活质量较低，环境污染、公害频发的现象。因此我国财政政策应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选择地学习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政策的经验。

廖沛伶^[7]（2012）在《日本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外交活动空间相对狭小，经济外交成为日本进行外交突破的必然选择。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经济外交中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向亚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成功叩开这些国家的外交大门，进而与之加深外交关系。日本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发端于二战后日本向东南亚国家支付的“战争赔偿”，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日越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以及日本外交政策的调整先后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迁。本文首先以日越两国外交关系演变的轨迹为时间轴梳理日本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历程演变，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日本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主要动机和日本在援助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效展开分析。最后，本文将就日本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阐述分析，并对日本援助越南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毕世鸿^[8]（2012）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文中指出1941年12月，深陷侵华战争泥潭的日本孤注一掷，向美、英、荷宣战，发动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数月后，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广大地区，并在当地实行严厉的军政统治，经济统制则是其军政统治的核心内容。本文以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实施的经济统制为研究对象，依据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参照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工具，在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消亡的视角下，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结合，旨在系统考察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政策方针、组织体系、方法手段和实施效果，阐明这一统制的特点、本质、作用以及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在研究路径的设计上，首先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东南亚的认识和政策，以为深入主题的背景和铺垫；然后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演进进行了全景式叙述和分析，阐明了不同阶段下军政统治方式、经济统制的特点和变化；接着逐次考察了金融、财政、产业、贸易等经济统制子体系的政策手段和实施效果；最后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战时经济统制进行了整体性评论。本文指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即期目标是“自给自足”、“以战养战”，远期目的是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他性“大东亚共荣圈”及“日元经济圈”，即通过严厉的军政统治和经济统制，把东南亚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圈，充当日本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和日本商品的倾销市场，进而实现东南亚经济的对日附属化，成为其“日元经济圈”的第二层经济“补给圈”；由于这一统制是日本国家资本垄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除了国家及当地军政统治机构的强力运作外，财阀等私人资本对东南亚的掠夺和“投资”，也是在战时“物资动员计划”的总体安排下进行的，财阀资本构成了经济统制的手段和内容；无论是与日本在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相比，还是与战前欧美诸国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相比，太平洋战争时期以军政统治为前提的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更具有强制性、短期性和残酷性，特别是进入战争中后期，其不顾当地人民死活，政治上残暴统治、经济上竭泽而渔的疯狂掠夺，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彻底撕下了日本侵略者自我粉饰的“解放者”伪装，暴露了其“共存共荣”不过是掠夺东南亚各国资源的幌子，“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圈。本文还指出，日本在东南亚推行经济统制的特点是，以金融、财政、产业和贸易统制为重点，旨在最大限度控制和搜刮当地资源，相比之下，物价统制力度不够，因而导致战时东南亚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占领区更为严重。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使东南亚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东南亚各国的首要任务，这是东南亚进入民族独立运动飞跃发展的大转变时期。二战后，日本借赔偿、援助、投资、贸易等经济手段，确保了在东南亚的工业原料和市场，增强了日本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实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依靠武力而无法实现的目标。日本近代所走过的崛起到扩张之路成为反面教材，证明以武力和侵略改变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方式行不通。

金东^[9]（2011）在《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素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本文在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基础上,辅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中日文文献,以王霸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考察涩泽荣一在经济、救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对华思想与实践,力求展现出他与中国方面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幼年的涩泽荣一在接受儒学启蒙的同时,也从其农商兼营的家庭中受到了商业的熏陶。成年之后,涩泽曾有过远赴欧洲游历的经历,并一度任职于明治政府,辞官后又致力于主持和参与日本一系列近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终成就了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在教育、慈善、民间外交等领域有诸多建树。不过涩泽为人所熟知的更在于他的“论语算盘说”。他认为仁义道德写生产殖利并非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而背离道德的经济也不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1877年的中国行是涩泽荣一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前赴欧途中路过上海让他切身感觉到了中国的衰落,而这次的中国之行却是为商洽贷款而来。尽管中日西征借款谈判、招商局借款谈判最终都没能达成一致,却让涩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也开启了其对华经济实践的先河。当然,此时的日本羽翼未丰,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扩张行为,涩泽荣一所进行的尝试也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却改变了这种状况。此时的日本已经出现“脱亚入欧”、“东亚盟主论”等论调,涩泽荣一的对华言行也是以霸道式的扩张为特征。他的对华态度从起初的犹豫和谨慎逐渐转变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摇旗呐喊。他不仅关注一系列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也参与了湖南汽船会社、日清轮船会社、东华纺绩会社、日清银行、东亚兴业会社等多家实业公司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酝酿和成立事宜。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进程因中国方面的抵制、与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而面临着挑战,涩泽荣一为此提出了合作开发中国的构想,并试图将其付诸实践。他一方面向美国提出了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建议,并且尝试与美国合办一家对华银行,另一方面又努力促成了中国兴业会社以及后来的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并为中日实业公司的具体业务专门赴北京协商。然而就结果来看,中日实业公司的实际运作并非一帆风顺,与美国合办银行的计划也不了了之。“合办”虽然显得比较公正,但仍属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式的一种变通。涩泽所声称的合作开发似乎符合他所提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王道思想,然而背后却明显存在着一味追求日本国家经济利益的企图。在对华外交方面,涩泽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主体多元、主张不一,且往往对中国采取恩威交加的策略,容易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反抗。为此,他提出以“忠恕”、“敬爱”之道与中国相交的外交理念,并积极推动对华民间外交。由他所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涩泽荣一以该协会为平台,与中国方面的孙中山、蒋介石、张謇、虞洽卿等政商界要人有过数度交往。然而我们通过考察两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改订、抵日运动等问题上的交锋就会发现,日华实业协会还是扮演了一个日本工商界代言人的角色。在以维护和拓展日本既得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它并不能有效处理好两国间的纷争,也难以有效体现出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对华外交理念。除此之外,涩泽曾经有过数次发起或者参与对华灾害救助的行动,他对中国赴日留学生也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帮助和接济,曾有过设立青岛商科大学的计划,并向上海的学艺大学提供过资金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都应归于慈善活动之列,与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理念颇为一致,也是其王道思想的典型体现。尽管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背后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其中所包含的友善和道义的一面是不应被忽视的。然而,涩泽荣一在日本历次的对华军事侵略行为中却大都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如果将慈善归于王道、武力归于霸道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对比并非相互矛盾的,其背后都体现着涩泽对日本经济利益的追求。灾害救济和慈善教育在客观上会对日本的在华经济利益起到保护和促进的功效,而他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扩军,也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涩泽荣一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中国的灾害救济、教育支持以及同中国人士的交往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交流。他所提倡的以“敬爱”、“忠恕”之道对华交往的外交理念在近代日本对华扩张过程中显得相当难得。涩泽崇尚王道而排斥霸道,上述这些也可以归于王道中的积极一面。然而他的王道思想明显带有“东亚盟主论”色彩和国家主义倾向,并非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平等往来的基础之上。他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反对日本对华恩威交加的外交政策,但其本人却在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步伐。总体而言,他主张对华行之以王道,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王霸杂之的状态。

秦援晋^[10]（2010）在《文化金融学初探》文中认为本文以文化眼光检讨人的金融行为和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力图探索一种当前全球金融界急需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并就金融法律与制度的重构提出思路。以往研究金融的视角,主要有三个,即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过去以上视角上的研究,甚有成绩；但对金融的观察,如果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由全球金融自由化管道所传播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昭示了另一个视角的重要性。这就是文化伦理的视角。本文即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初步建立了一个文化金融学体系。要真正弄清个人的金融行为与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局限于金融学之内的知识是难成其功的。本文认为,对金融进行人性的、历史的、当前情势的三维焦点的考察,首先形成个性化的文化见识,才可能成就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学术领域：文化金融学。所以,文章从对“人”的探讨开始,构成全文的第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通过质疑“经济人”概念的简约性和虚构性,揭示了人作为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这与当前经济学的前沿性理念：活动于市场上的人绝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具有内在的相通。由此出发,作者采用现实与历史的照应、欧美与中国的对比这个比较文化学研究方法,对金融的事实秩序和金融的价值秩序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揭示文化对金融的价值秩序的塑型作用。那么,支撑金融价值秩序的文化因素有哪些呢?文章提出了正义、诚信、节制、责任这四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它们如水中之盐一样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文章从金融历史与现实关联性视角,选取了富有意义的案例,指出：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或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称为“恶金融”,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当代的格林斯潘时期与十八世纪法国“约翰.罗”体系时期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曾专门研究过这个着名的约翰.罗体系,当今一些美国学者特意又把约翰.罗体系重述出来,以便于与格林斯潘时期作对比。本文也在相关之处专门研究了约翰.罗的案例,以及其它历史案例,指出：金融中的关键文化元素,即正义性的缺失,是“恶金融”之源；也是当今我们身处其中的金融危机之源。是为文章的第二部分。紧接以上的哲学的与历史的视野相结合的分析,按照分析的结论,文章转入对二十世纪金融的文化批评。二十世纪金融中的着名事件和制度巨变,都没有即身而终,在全球化时代,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文章便自然而然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伦理文化上的阐释。是为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以上的人性、历史、当代情势的三维聚焦的分析,作者对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文化批评,就金融文化重构初步提出了设想,而其核心是,重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本文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流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由现成的概念出发的规范分析；它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方法：为了免受现实中繁茂芜杂的事实存在的干扰,依靠抽象思维能力把复杂的现实形态还原为最初的简单形态进行分析,这个简单形态既是逻辑的起点又是历史的起点,从这种简单形态出发又一步步回到现实形态,并对现实做出结论。文章在相关之处特意批评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把事实与价值割裂为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对多年来的金融研究是有不利影响的,表现在把金融研究局限于所谓的事实判断,而把价值判断开除了；可是离开了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也就走到形下学的纯技巧之路上去了。也正因如此,那些直接服务于工商业资金循环的信贷风险分析技术与那些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技术,便不分价值序列地排列在一起。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巨量的现金流从产业链上漏出,进入虚拟金融,狂热地参加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博利,对此却没有一个系统性价值理论可以进行有力的价值追问。本文初步探索得到的金融文化学原理,对于认识、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有其价值,至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重建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的思考,也将有助于人们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走向。

二、日本经济：信息产业开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经济：信息产业开道（论文提纲范文）

（1）“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3）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缅甸民选政府上台后日缅关系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5）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论文提纲范文）

（9）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金融学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本经济：信息产业开道（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D]. 李向格.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2]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外交研究全文替换[J]. 张方慧. 新疆社会科学, 2018(06)
• [3]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D]. 赵师苇. 吉林大学, 2018(12)
• [4]缅甸民选政府上台后日缅关系的发展[J]. 毕世鸿.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4(03)
• [5]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D]. 刘潇湘. 武汉大学, 2014(08)
• [6]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政策研究[D]. 崔显凯. 吉林大学, 2012(03)
• [7]日本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D]. 廖沛伶. 暨南大学, 2012(10)
• [8]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D]. 毕世鸿. 南开大学, 2012(07)
• [9]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D]. 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10]文化金融学初探[D]. 秦援晋. 辽宁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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