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00一年经济增长和政策趋向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李治兵[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徐田[2](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徐群[3](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朱庆跃[4](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陈世伟[5](2011)在《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乡村社区为对象,考察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的关联,认为土地流转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村社会由相对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经济边界、组织边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运行环境逐步瓦解,居民对村委会等传统组织的认同感下降,关系纽带日益松弛,所有这些都对村社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型。第一章对土地流转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土地政策主要围绕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允许土地流转展开。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以后,进一步强调保障并扩大土地流转,农地流转更加迅速和普遍。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土地流转的政策演变和实践历程,概括并评析几种土地流转的代表性模式,然后重点考察不同时期镇海的土地流转情况,最后对几个重点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二章考察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重点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提升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三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进行考察。土地流转和人员流动使传统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走向城乡一体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就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子结构都有了较大的改善。第四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分析。适应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的需要,镇海把构建具有农村社区化特色的组织网络作为重点和切入点,在传统的“三驾马车”之外建立了新兴的融合性社会组织。新兴组织的出现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主政给村社治理增添了新的变量,改变了社区的权力结构。第五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进行考察。镇海推行的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在社区这个平台,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国家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实现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搭建服务平台、建设社工队伍、构建服务机制,建立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助互助服务和自愿者服务、市场商业化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在实践运作中,镇海创造性的形成了“81890”服务模式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社区运作、社会参与、需求导向的基层合作治理社会公共服务的新模式。第六章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因,主要是因为土地规则是不确定的,或者说规则是被不断“选择性执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七章对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变迁的机制机理进行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解释土地制度、产权流动与村治变迁的机制机理;二是认为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使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产权边界、组织边界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存在冲突与共生的关系;三是从共产党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揭示乡村土地政治的本质。最后是结论和展望,认为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无法满足居民的民主诉求和民生需要,为此,需要建构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村社治理模式。作为未来可能的新型乡村治理形式,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民自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平台和载体。要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张文爱[6](2012)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与收敛性研究:动态与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30余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着成效,经济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西部作为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只关注了如何提升西部经济的整体水平、缩小东西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而对于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与协调发展问题,则关注甚少。然而,笔者认为,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重要构成部分,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问题同样重要。事实上,没有西部内部的协调发展,就不可能有全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而且,坚持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理念,有助于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和东西部区域间差距的缩小。有鉴于此,本文立足西部地区内部,对西部12省市区的经济差距与增长收敛性展开系统研究。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契合了对经济增长理论持续关注的理论诉求,具有理论重要性;而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背景下,对西部内部经济差距及其收敛性展开系统考察,则满足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沿着“理论剖析→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依次逐步展开。首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收敛的理论进行分析,并据此提炼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机制,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采用西部12省市区的实际经济数据,对区域经济差距现状、增长收敛性和收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为提升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在理论层面,论文系统回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对增长收敛性的理论考察。经济增长源泉与增长收敛性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两个核心内容。关于增长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见解;关于增长收敛,新古典增长理论整体上肯定了收敛的存在性,而内生增长理论则主体上拒绝了收敛性,但也并非完全否定存在收敛的可能性。根据经济增长源泉与增长收敛的理论关系,本论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归纳提炼了经济增长收敛的三大理论机制;①禀赋收敛机制,考察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促进作用,包括劳动投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②技术收敛机制,考察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③制度收敛机制,考察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在收敛机制理论设计的基础上,文章对增长收敛的检验方法即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演绎,分别从空间效应类型、模型设定、模型检验等方面,对SPDM方法进行归纳梳理;在此基础上,具体将SPDM技术应用于巴罗回归方程,建立了应用SPDM技术对经济增长进行β收敛(包括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检验方程的理论形式。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考察,完成并确立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目的在于确保后续研究的理论严密性和方法科学性。其次,在实证层面,论文采用实际经济数据,对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现状、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及其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从三个相互联系且递进的方面展开:区域差距的发展现状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增长收敛性则考察了区域差距的发展动因,而收敛机制分析是研究的深入。具体包括:一是对区域经济差距本身的发展现状与动态特征展开研究,并考察三次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差距波动的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现状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从σ收敛检验的角度,通过采用加权变异系数表示区域经济差距,并采用经验模态分解(EMD)方法,对经济差距进行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分解,提取差距发展趋势,通过σ收敛检验考察区域差距发展现状与动态;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了三次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差距波动的实际影响。二是对经济增长进行绝对β收敛性检验,检视区域经济差距的发展动因。绝对β收敛检验的经济含义在于,如果存在绝对β收敛,则表明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即可实现落后经济赶上发达经济,区域经济差距消失;如果不存在绝对β收敛性,则表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将导致区域差距的系统性扩大,必须通过政策调控才能协调发展。文章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性检验,揭示区域差距的发展动因。三是采用条件β收敛性检验,对收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考察经济增长收敛的实现路径。文章在SPDM方法框架下,采用西部地区实际经济数据,通过条件β收敛检验,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三大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考察在引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检视各理论机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收敛中的实际表现,探寻经济增长收敛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本质决不是放慢发展步伐,集体落入“贫困陷阱”;而是加大发展力度,促使落后经济向高水平发展。文章根据理论及实证结果,围绕区域协调发展,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和提升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论文通过将理论剖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取得以下主要实证结果:一是关于区域差距发展现状,采用σ收敛实证检验发现,在1952-2009年期间,西部地区人均产出的发展差距表现出显着的“N”形曲线特征;而从1978年以来,区域经济差距则表现出“U”形曲线特征;整体上看,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σ收敛。特别是,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西部内部经济差距趋于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表现出σ发散;现阶段区域差距居于历史高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三次产业的地区不平衡发展对区域差距波动有重要影响,从而表明产业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关于绝对β收敛性检验发现,从人均产出看,在1978-1992期间,经济增长率与初始经济水平成负相关,但没有统计显着性,因此拒绝了绝对β收敛性;在1978-2009与1992-2009期间,经济增长率与初始经济水平成正相关,且统计显着,表明经济增长存在绝对发散。在此基础上,从人均收入角度,对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进一步考察,分别对各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收敛特性;整体上看,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三是对禀赋、技术和制度收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1978-2009、1978-1992以及1992-2009三个阶段,通过选择适当的控制条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条件β收敛性;同时发现,各控制条件即收敛机制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对增长收敛性的促进作用具有显着差异。整体看,禀赋机制和技术机制对收敛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制度机制对收敛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比绝对收敛性与条件收敛性的结果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经济增长表现出“绝对发散性”与“条件收敛性”,揭示出通过控制收敛条件,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差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文通过理论考察和实证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部分创新成果:一是扩展了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机制。论文基于增长理论,在现有文献关于收敛机制的基础上,从更广的研究视角对收敛机制进行归纳和提炼,充实并扩展了收敛机制的理论内涵,使收敛机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二是在方法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有研究对条件β收敛检验的空间计量分析,主要集中于截面数据框架下;本文将SPDM方法应用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β收敛检验,在方法应用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三是在研究结论上有所创新。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U”形曲线特征;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对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贡献不明显;发现盲目追求“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四是政策建议的创新。文章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三级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使不同层级的政策措施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预期提高政策效果的发挥。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用成果,但由于理论和实际经济数据方面的限制,论文在人力资本测算的系统性、制度变量设计的全面性、技术水平分解的深入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期望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经济数据资料的丰富,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王虎[7](2011)在《产业内贸易结构模式、分类体系对应及产品差异性的界定研究》文中指出当代国际贸易的特点之一是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日趋扩大,这种扩大不仅表现在数量和品种方面,而且表现在地域范围、国别对象以及工序产品结构等多方面。多年来,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学术研究从来就集中在“界定”和“解释”两个基本方面,一直成为研究的重点。由于在“产业”、“产品”这一涉及概念和界定上的难题,基础研究方面上还存在研究不足,尚未形成统一、公认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由此,出现了分析结果各异,甚至出现理论假说与实际相悖的解释。因此,在对“界定”要求细分化的同时,还必须引入一个新的课题,即对于实证分析的“产业”、“产品”概念要求能够按不同产业分类体系编码对应的规范化,这对于正确估计模型参数,合理解释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是十分必要且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产业分类体系对应”是从一个新的方向对“初期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实用工具,以迎合研究工作的规范、科学、方便、多维处理数据的现实需求。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可归纳如下:1、关于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研究。本文对主要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贸易发展现状,阐述了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对调整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积极意义。2、关于产业内贸易结构分类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统计分组角度提出了“二次分类”的概念,探讨了产业内贸易界定、结构分类与模式判别的分类方法问题。如果把贸易产品总体区分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大类型,并将这种区分称之为“一次分类”,那么,在“产业内贸易”范畴内,进一步从生产工序产品、投入要素密集程度、垂直型与水平型分工和贸易等不同视角,根据一定的界定标准和计量方法进行再分类、进行模式判别,即“二次分类”,这就是“产业内贸易结构分类”的基本理念。本文提出了按属性(品质)标志和数量标志界定类别的概念和方法。类别分组目的在于贸易结构研究的细分化,有利于多角度分析现实经济。3、关于产业分类体系对应的研究。本文主要就产业概念在经济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划分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已有的国际标准统计分类与国家标准统计分类,建立了编码对应关系,同时根据产品属性标志进行了类别划分,编制了基于SITC.Rev3和基于HS2002分类体系的《产业分类体系对应转换表》(Correspondence Tables)。该表的基本功能在于:利用计算机软件可以实行贸易数据分类和编码对应转换,在研究需要的类别和层次上进行查询、统计分组、聚合函数、制表等数据整理工作。编制目的:一是在于促进统计口径一致,二是在于为科研工作提供便利。4、关于产品差异性无差别曲线的研究。产品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的前提条件,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但现有的研究只停留在概念化解释,缺乏可度量研究。本文主要就产品差异性(Difference)的理论假设、度量进行了研究,并对理论模型作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产品差异性是由生产投入同质性(Homogeneity)与消费效用替代性(Alternative)共同决定的,通过变体产品之间比较、提出了利用无差别曲线确定产品差异化程度的理论模型和度量公式,并利用中日贸易产品数据对产品差异性与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了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指数IIT与差异性D为正相关,与同质性H、替代性A为负相关,与产品差异性无差别曲线理论假设一致。
张宏[8](2011)在《TT导航公司竞争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在2009年,中国汽车产业得到了一个飞跃的发展,我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达到了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比2008年分别增长48%和46%,其中中国汽车的产销量也超1360万辆,己居世界第一。火热的汽车销售市场给车载GPS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车载导航成为导航产业的重要支柱,随着3G移动通信市场的逐步成熟,以PND和手机导航为代表的消费电子导航市场成为导航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导航市场开始成为导航产业的新型发展形式。前装GPS市场仍然以中高档乘用车为主,从前装导航系统的车型分布情况来看,仍然以中高档乘用车为主。日系车是该市场的倡导者,丰田、本田、日产等公司的车型,此外,上海通用、北京现代、奇瑞等国产经济型轿车也开始装配导航GPS。随着国家对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入发展,推动汽车车载导航服务甚至整个TELEMATICS产业链的完善与加速发展。预计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汽车市场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车载导航、消费电子导航、互联网导航与位置服务将有效成为未来几年导航服务产业的主要模式。导航产业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大。近年来,众多数码、汽车音响或配件厂商,大举进军PND、改装GPS领域,加速了PND产品的产能迅速提升,导航应用日益深入。随着PND市场竞争的日趋惨烈,功能单一的PND市场价格回落较大。未来PND的功能将朝着导航、通讯、移动电视相融合的方向发展。2009年GPS手机市场规模超180亿元,而且GPS手机作为最方便、多功能的便携导航设备,在2009年迎来了大发展的一年,传统手机业巨头纷纷与导航电子地图商合作,大力开发手机导航市场。
张云[9](2011)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业转移研究》文中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涉及多主体、多空间、多学科的复杂经济现象,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大规模承接与实施国际产业转移,我国融入了全球价值链,成为了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输入性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贸易摩擦、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二战后,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实践证明通过参与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国际产业转移,产业移出国与产业承接国能够实现双赢,其对于双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等方面均能产生积极影响。鉴于当前国际产业转移客体正逐渐从产业(或产品)向全球价值链的组成环节深化,本文构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探讨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特征、趋势、动因、模式、效应以及决策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以期为我国更好的承接与实施国际产业转移提供借鉴,为我国在当前复杂国内国际环境中逐步摆脱面临的困境,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为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就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进行归纳与总结,并且回顾了国内外对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全球价值链与国际产业转移的耦合点,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提供支撑。第2章为本文研究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归纳并评述了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发展历程。首先介绍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理论与模式理论;接着从概念界定、治理结构、驱动因素与创新发展四个层面评述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成果。第3章是以前文理论研究为基础,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的界定与归纳。本文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质是是跨国公司为获取更高利润空间,通过构建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将价值链某环节进行转移的过程;主体多元化、客体深层化、模式网络化、动因复杂化、环境优越化和效应多级化是其特征;并呈现向全球价值链更深层次发展、整合与优化配置资源手段多样化、促进产业集群形成的发展趋势。第4章是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国际产业转移动因、模式与路径的再思考。首先,利用全球价值链驱动力学说分析国际产业动因,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国际产业转移根本原因,但价值链驱动力的不同导致利润最大化的实施路径存在协同性与差异性;其次,本文以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为基础,将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等级制五种类型,而国际贸易与投资构成了其主要实现路径。第5章是本章是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国际产业转移效应的归纳,本文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国产生了促进就业传导、平衡国际收支、优化产业结构、增加企业利润以及推动技术(品牌)创新等正向效应,并可能诱发竞争力陷阱、产业空心化以及失业困境等负向效应;其对产业承接产生了产业集聚、制度优化、竞争引致、产业关联、结构优化、要素注入、技术溢出和观念更新等正向效应,并可能诱发扩大发展差距和低端价值锁定等负向效应;总体来说,国际产业转移对双方利大于弊。第6章是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决策因素的研究,本文在通过利用相关理论,建立国际产业转移目标区位与目标产业静态与动态决策分析框架。研究表明:经济因子、政策因子、社会因子、技术因子和资源因子是目标区位静态决策因子;利益因子、趋势因子和效应因子是目标产业静态决策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本文分别建立了目标区位和目标产业的静态决策理论分析模型。通过利用实物期权博弈的相关理论,本文跨国公司目标区位与目标产业动态决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实力相当的两家同行业跨国公司目标区位动态决策最优方案是共同等待、同时投资,形成协同转移均衡形式;在目标市场上存在先导企业,并具备一定“在位优势”条件下,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易于采用抢先转移,做出对抗性回应的动态产业决策;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的跨国公司易于采用抢先转移,做出合作姿态的动态产业决策。第7章是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我国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首先是对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现状的概括与描述,勾勒出了中国国际产业转移行业轮廓与区域轮廓;第二,对影响我国东部10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教育水平、科研创新、基建水平、优惠政策、开放水平、行政能力、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构成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力;工资水平、土地稀缺性以及失业率等因素共同构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碍力;在促进力中,教育水平、科研创新、基建水平以及优惠政策对其贡献较大;在阻碍力中,成本因素对其影响较深。最后,从宏观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优化、工业的价值链升级以及促进技术进步等层面论述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生的影响。第8章是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对我国国际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决策层必须努力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积极推动东部地区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建立我国东中西部区域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在微观层面东部企业必须向功能与部门升级迈进,可以从基于OEM的能力提升、从OEM向ODM转变、综合发展DMS与EMS、培育自有品牌实现OBM以及实现价值链部分升级等方面着手;中西部地区应该从发挥比较优势降低转移成本、优化基建设施搭建转移平台、培育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聚以及注重科技创新培育多元人才等方面着手,努力提高承接和实施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达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最后,进行了全文总结、创新归纳与研究展望。本研究主要创新点是:(1)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国际产业转移微观层面概念界定、特点归纳与趋势分析;(2)基于全球价值链驱动理论的动因机理分析;(3)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模式划分与分析;(4)国际产业转移静态与动态决策因素分析与决策模型构建。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可以从以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多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化。
臧得顺[10](2010)在《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基于鲁、鄂四个村落的实地调查》文中提出将农地产权制度问题置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之中进行经济社会学考察,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视角。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始于农村的中国经济改革,必将深化于下一步的农村经济社会改革中。农地产权制度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对其进行系统探讨将有助于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和下一步的农村改革。而现有的理论困境是:经济学和法学的“产权是一束权利”命题好似一种真空中的“理想类型”,在农地产权制度问题上解释乏力。运用经济社会学“产权是一束关系”命题对农地产权制度在真实世界中的配置进行研究是改革实践对理论创新的一种迫切要求。本研究始终围绕“市场进程中社会结构性要素如何界定农地产权”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尝试提出了“关系地权”、“谋利型乡村精英”、小农的“钟摆式理性区间”和“培育社会型政府”(针对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概念)等新概念,以期对经济学和法学的“权利产权”理论在农地产权问题上进行补充甚或是替代解释。从结构上讲,本研究共有导论、结论和六章内容:导论部分,提出问题并交代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研究视角、方法与资料来源,并简单介绍了实地调查的个案村落——鲁、鄂四村及其所在县、镇的基本情况;第一章为理论分析,主要对以往关于产权制度的经济学视角和法学视角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并指出其不足,然后梳理了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观点,明确了本研究的学术起点为周雪光的“关系产权”命题,提出本研究“关系地权”的核心概念,区分了“关系地权”的四种类型和四种原则,并给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基本命题、四个分命题和另一核心概念“谋利型乡村精英”;第二章是历史分析,对晚清以降的中国农地制度从思想小史和制度小史的层面进行了历时意义上的追溯,从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一直到当代中国《物权法》的颁布;第三到六章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就笔者的实地调查资料分臧村、金村、朴村和桥村四章整理分析了18个具体的农地事件案例,针对前面的理论命题进行经验验证;其中,在对核心概念“谋利型乡村精英”的分析中,四个案例村材料各自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由第三章臧村案例引出“谋利型乡村精英”,由第四章金村的材料探讨“谋利型乡村精英”群体的分化由来,由第五章朴村案例重点分析“谋利型乡村精英”群体谋利的高明手段,由第六章桥村案例与第五章朴村案例比较分析影响其谋利程度的因素等。最后指出“谋利型乡村精英”群体作为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实体要素之一对当代中国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以“均等原则”为特征的地权分配方式的扭曲和变形作用。最后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简短地对个案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梳理了“谋利型乡村精英”概念的两条理论线索:第一条是共时意义上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分析,如国家“政府集权和行政分权”(托克维尔)、“地方政府公司化”(戴慕珍和华尔德)、“乡村精英谋利化”、“小农的理性”(斯科特和波普金、舒尔茨);第二条是历时意义上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精英群体功能进行概括的“士绅理论”(吴晗、费孝通、张仲礼)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地方精英理论”(黄宗智、杜赞奇)。本研究就是从这两条线索上进行了理论补充和延伸,提出新时期“谋利型乡村精英”的概念,进而探讨了本个案研究的典型意义;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以后进一步研究的着力点,最后就农地产权的制度设计为政府决策提出“削弱行政村农地权力”的政策建议。
二、二00一年经济增长和政策趋向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00一年经济增长和政策趋向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一)研究视角 |
(二)研究方法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1.1 指导思想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1.2 理论基础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4.1.1 科学性原则 |
4.1.2 系统性原则 |
4.1.3 可比性原则 |
4.1.4 可行性原则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1.1 老人村概况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2.1 桃坪村概况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3.1 坪头村概况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5.4.1 整体评价 |
5.4.2 对比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6.3.3 资金制约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6.3.6 村寨原子化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结论与思考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1.4.1 农业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的说明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上海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
第一节 上海的地理沿革概述 |
一、海岸线变迁 |
二、上海的行政沿革 |
第二节 上海的自然生态环境 |
一、基本自然环境 |
二、农业自然环境 |
第三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 |
一、上海的人口结构 |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 |
三、上海的交通运输 |
第四节 上海地区农业发展概略 |
一、古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二、近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三、现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章 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单一工业化大城市的形成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二、人口增长促进粮棉油生产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三、农业的功能定位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七、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棉花的生产 |
八、经济城市化带动农村工业的兴起 |
九、工农关系:农业支持工业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二、城市建设逐步侵占耕地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第五节 小结 |
一、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二、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由“单一工业化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型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二、人口城市化促进农副产品的生产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 |
三、农业功能定位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导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七、纺织业的没落导致棉花生产骤然下降 |
八、经济城市化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 |
九、工农关系:工业初步反哺农业 |
十、经济城市化酝酿都市农业萌芽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二、城市建设快速侵占耕地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第五节 小结 |
一、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二、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多功能国际化大都市初步形成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二、人口城市化要求农产品供给内外结合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三、都市农业定位确立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七、工农关系: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 |
八、都市农业全面发展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二、城市建设加速侵占耕地 |
三、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第五节 小结 |
一、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概况 |
二、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几点思考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 |
一、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
二、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 |
三、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 |
二、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降 |
三、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 |
第三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借鉴作用 |
一、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 |
二、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 |
三、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 |
四、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 |
五、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 |
六、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 |
七、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 |
八、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
(一) 方志类 |
(二) 专着类 |
(三) 论文类 |
(四) 学位论文类 |
(五) 电子文献类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一、 开启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二、 评价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一、 历史规律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二、 现实启示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后记 |
(5)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图表目录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 研究的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综述 |
(一) 制度和产权的视角 |
(二)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 |
(三) 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及改革方向 |
(四) 土地制度改革及对乡村社会政治的影响 |
三、研究思路与本文结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本文结构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五、相关概念的简要说明 第一章 土地流转的政策与实践 |
一、土地流转政策的历史演变 |
(一) 1982~1983年底:不允许土地流转 |
(二) 1984~1991年:初步允许土地流转 |
(三) 1993年~至今:土地流转日趋规范化 |
二、土地流转的几种代表性模式 |
(一) 以两田制为特征的山东平度模式 |
(二) 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广东南海模式 |
(三) 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浙江嘉兴模式 |
(四) 以宅基地换房为特征的天津模式 |
(五) 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成都温江模式 |
三、镇海土地流转概况 |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土地流转开始起步 |
(二) 20世纪90年代:土地流转加速 |
(三) 本世纪以来:土地流转全面铺开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一) 土地流转是否必然带来规模经营? |
(二) 如何看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
(三) 为什么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热衷于土地流转? |
五、几点启示 |
(一) 土地流转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 |
(二) 土地流转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 第二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 |
一、传统农业升级换代 |
二、农民就业日益多元 |
三、产业结构显着优化 |
四、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 |
五、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第三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 |
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构 |
二、社会结构的艰难转型 |
三、社会阶层变动与形塑 |
(一) 社会分层的理论诠释 |
(二) 建国后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的历史变迁 |
(三) 个案呈现 第四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一、镇海的村社组织体系 |
(一) 传统组织 |
(二) 新兴组织 |
二、社区内部组织关系 |
(一) 传统"三驾马车"的相互关系 |
(二) 村民委员会与社区工作站的关系 |
(三) 村民委员会与专业经济合作社的关系 |
三、乡村组织关系 |
(一) 乡镇党委与村党组织的关系 |
(二)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一) 社区工作站会不会导致村委会虚化和边缘化? |
(二) 如何监督"一权独大"的村党组织书记? |
(三) 如何看待私营企业主主政的能人治理模式? 第五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 |
一、"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 |
二、"国家单方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困境 |
(一)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模式的路径依赖 |
(二) 农村公共服务"国家单方供给"的制度困境 |
三、"多元合作治理":社区服务体系的重构 |
(一) 社区公共服务 |
(二)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介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
(三) 农村社区化管理: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的有效衔接 |
(四) "81890"服务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的范例 第六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稳定 |
一、土地流转的利益冲突 |
二、土地流转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七章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 |
一、土地制度、产权流动:村治的变迁 |
(一) 土地改革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建 |
(二) 合作化、集体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组 |
(三) 家庭联产承包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
(四) 土地流转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挑战 |
二、土地流转与村社边界:开放与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
(一) 经济边界开放 |
(二) 社会边界封闭 |
三、土地、农民与国家:乡村土地政治 |
(一) 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土改时期国家与农民 |
(二) 全面控制与依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与农民 |
(三) 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家庭承包制时期的国家与农民 结论与展望 |
一、村社治理转型的演进逻辑 |
(一) 村社治理转型的逻辑起点:什么农村与谁在创造? |
(二) 村社治理转型的方向: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 |
二、村社治理转型的基础和条件 |
(一) 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 |
(二) 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
(三) 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6)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与收敛性研究:动态与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5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5.1 研究重点 |
1.5.2 研究难点 2. 经济增长收敛研究的文献综述 |
2.1 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概念及分类 |
2.1.1 三个主要收敛概念 |
2.1.2 两个补充性收敛概念 |
2.2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检验方法 |
2.2.1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敛检验方法 |
2.2.2 基于序列单位根检验的收敛检验方法 |
2.2.3 基于动态收入分布的收敛检验方法 |
2.3 国内外收敛检验的实证研究 |
2.3.1 国外经济增长收敛的实证研究 |
2.3.2 国内经济增长收敛的实证研究 |
2.4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评 |
2.4.1 关于收敛理论概念的简评 |
2.4.2 关于收敛检验方法的简评 |
2.4.3 关于收敛性实证研究的简评 |
2.5 本章小结 3. 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基础与收敛机制设计 |
3.1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 |
3.2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增长收敛 |
3.2.1 Solow-Swan模型的假设条件 |
3.2.2 Solow-Swan模型的动态含义 |
3.2.3 Solow-Swan模型与增长收敛 |
3.2.4 Solow-Swan模型与收敛速度 |
3.3 内生增长理论与增长收敛 |
3.3.1 知识外溢模型与经济增长收敛 |
3.3.2 人力资本模型与经济增长收敛 |
3.3.3 研究开发模型(R&D模型)与经济增长收敛 |
3.3.4 其他内生增长理论与收敛 |
3.4 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理论设计 |
3.4.1 禀赋收敛机制 |
3.4.2 技术收敛机制 |
3.4.3 制度收敛机制 |
3.5 本章小结 4. 经济增长收敛的检验方法:SPDM理论与方法概述 |
4.1 空间交互效应 |
4.2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设定 |
4.2.1 普通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4.2.2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4.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检验 |
4.3.1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的基本内容 |
4.3.2 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框架 |
4.3.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
4.4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方法与收敛性检验 |
4.4.1 绝对β收敛的SPDM检验一般形式 |
4.4.2 条件β收敛的SPDM检验一般形式 |
4.5 本章小结 5. 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现状与动态——σ收敛检验 |
5.1 指标与方法 |
5.1.1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度量指标 |
5.1.2 EMD方法简介 |
5.2 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
5.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2.2 数据统计描述 |
5.3 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实证结果 |
5.3.1 实际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 |
5.3.2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EMD分析 |
5.4 三次产业发展对经济差距波动的影响分析 |
5.4.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 |
5.4.2 三次产业对经济差距变动趋势的影响分析 |
5.4.3 三次产业对经济差距变动的贡献分析 |
5.5 本章小结 6. 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动因——绝对β收敛检验 |
6.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 |
6.1.2 西部地区人均GDP空间相关性:实证结果 |
6.2 绝对β收敛检验——检验方程与空间权重设定 |
6.2.1 绝对β收敛的检验方程设定 |
6.2.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6.3 基于SPDM方法的绝对β收敛检验:人均产出 |
6.3.1 人均产出的绝对β收敛检验:实证结果 |
6.3.2 人均产出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分析 |
6.4 基于SPDM方法的绝对β收敛检验:人均收入 |
6.4.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数据来源与整理 |
6.4.2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β收敛检验:实证结果 |
6.4.3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7.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生成机制——条件β收敛检验 |
7.1 SPDM框架下条件β收敛与收敛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7.1.1 禀赋收敛机制检验方程设定 |
7.1.2 技术收敛机制检验方程设定 |
7.1.3 制度收敛机制检验方程设定 |
7.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7.2.1 投入要素变量 |
7.2.2 技术水平变量 |
7.2.3 制度变量 |
7.3 SPDM框架下的条件β收敛检验:实证结果 |
7.4 条件β收敛实证结果与收敛机制分析 |
7.4.1 条件β收敛性及收敛机制:1978-1992 |
7.4.2 条件β收敛性及收敛机制:1992-2009 |
7.4.3 条件β收敛性及收敛机制:1978-2009 |
7.4.4 空间交互效应与与经济增长收敛性 |
7.5 本章小结 8. 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表:数据表 |
附表1:西部地区实际GDP |
附表2:西部地区年末总人口 |
附表3:西部地区实际人均GDP |
附表4: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 |
附表5: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
附表6:西部地区年末劳动就业人数 |
附表7: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
附表8:西部地区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
附表9: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总存量 |
附表10: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 |
附表11: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 |
附表12: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
附表13: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 |
附表14: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
附表15:西部地区工业非国有化率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产业内贸易结构模式、分类体系对应及产品差异性的界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表格目录 |
图形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背景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选题的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1.3 研究主要内容及其框架 |
第二章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与研究意义 |
2.1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2.2 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意义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产业内贸易相关理论及其简评 |
3.1 产业内贸易的早期理论研究 |
3.2 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 |
3.2.1 赫克歇尔—奥林理论的修正 |
3.2.2 双寡头差别垄断的相互倾销模型 |
3.3 异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 |
3.3.1 新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产业内贸易 |
3.3.2 新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产业内贸易 |
3.4 国际分工体系重组下的理论研究 |
3.4.1 生产分散化理论(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
3.4.2 产业国际专业化与集群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产业内贸易的分类与度量 |
4.1 产业内贸易的分类与再分类 |
4.2 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与界定 |
4.2.1 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与内涵 |
4.2.2 产业内贸易的度量公式与界定 |
4.2.3 产品组IIT的算法比较 |
4.3 产业内贸易的类别划分与模式判别 |
4.3.1 基于品质标志的类别划分 |
4.3.2 基于数量标志的模式判别 |
4.4 产业内贸易倾向T指数的提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产业内贸易的产业分类与对应转换 |
5.1 实证检验的困扰 |
5.2 产业内贸易的产业与产业分类 |
5.2.1 产业概念的经济理论划分 |
5.2.2 产业概念的统计意义划分 |
5.3 不同产业分类体系的对应与转换 |
5.3.1 不同产业分类体系对应的必要与可能 |
5.3.2 对应转换方法与原则 |
5.3.3 产业分类体系的对应规则 |
5.3.4 产业分类体系对应转换表的编制和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产业内贸易的产品差异性无差别曲线理论假设、度量及其实证检验 |
6.1 产品差异性的相关研究 |
6.1.1 产品差异性形成动因的研究 |
6.1.2 产品差异性特征界定的研究 |
6.1.3 产品差异性的界定方法研究 |
6.2 产品差异性特征界定的重新认识 |
6.2.1 不同分类视角的界定 |
6.2.2 同一分类体系下的界定 |
6.3 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性无差别曲线理论的提出 |
6.3.1 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性无差别曲线理论前提 |
6.3.2 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性无差别曲线理论模型 |
6.4 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性度量及其与IIT相关性检验 |
6.4.1 变量的选取与推论 |
6.4.2 度量模型和数据处理方法 |
6.4.3 数据及检验结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贸易政策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7.1 贸易政策给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 |
7.2 引入贸易政策的模型 |
7.3 贸易政策与中美产业内贸易案例 |
7.3.1 中美正常贸易关系的建立和中国世贸组织的加入促进了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 |
7.3.2 贸易保护主义与中美产业内贸易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
8.2 未来工作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一 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 |
附件二 《产业分类体系对应转换表》 |
致谢 |
(8)TT导航公司竞争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及使用的分析工具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使用的分析工具 |
1.4 本文的主要特点和不足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方法 |
2.1 竞争战略理论 |
2.1.1 竞争战略的概念 |
2.1.2 竞争战略的理论 |
2.2 SWOT分析法 |
第三章 TT导航公司环境分析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3.1.1 政策环境分析 |
3.1.2 经济环境分析 |
3.1.3 社会环境 |
3.1.4 技术环境 |
3.2 产业环境分析 |
3.2.1 导航产业环境分析 |
3.2.2 市场环境分析 |
第四章 TT导航公司S.W.O.T.分析 |
4.1 TT导航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
4.1.1 TT导航公司的基本状况 |
4.1.2 TT导航公司的财务分析 |
4.1.3 TT导航公司的经营成果分析 |
4.2 TT导航公司SWOT分析研究 |
4.2.1 机会 |
4.2.2 威胁 |
4.2.3 优势 |
4.2.4 劣势 |
4.3 TT导航公司的S.W.O.T.矩阵 |
第五章 TT导航公司竞争战略规划和实施 |
5.1 TT导航公司竞争战略规划 |
5.1.1 TT导航公司远景 |
5.1.2 TT导航公司战略 |
5.1.3 TT导航公司目标 |
5.2 TT导航公司竞争战略实施 |
5.2.1 评估中国导航以及相关市场 |
5.2.2 制订中国产品和服务成长战略 |
5.2.3 贯彻进入市场和合作伙伴选择流程 |
5.2.4 勾画组织蓝图 |
5.2.5 制订实施计划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业转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际产业转移研究综述 |
1.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综述 |
1.2.3 简要评述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技术路径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2 研究的技术路径 第2章 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 |
2.1 国际产业转移相关理论 |
2.1.1 国际产业转移动因论 |
2.1.2 国际产业转移模式论 |
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理论 |
2.2.2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 |
2.2.3 全球价值链驱动理论 |
2.2.4 全球价值链创新理论 |
2.3 本章小结 第3章 国际产业转移的概念、特征与趋势 |
3.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转移内涵及特征 |
3.1.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业转移内涵 |
3.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业转移特征 |
3.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趋势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与路径 |
4.1 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 |
4.1.1 生产者驱动视角的分析 |
4.1.2 采购者驱动视角的分析 |
4.1.3 协同性与差异性分析 |
4.2 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与路径 |
4.2.1 研究成果回顾 |
4.2.2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划分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
5.1 产业移出国效应 |
5.1.1 产业移出国的正向效应 |
5.1.2 产业移出国的负向效应 |
5.2 产业承接国效应 |
5.2.1 产业承接国的正向效应 |
5.2.2 产业承接国的负向效应 |
5.3 国际产业转移的综合效应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国际产业转移的决策因素 |
6.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目标区位决策 |
6.1.1 目标区位的决策原则 |
6.1.2 目标区位的静态决策因子及相关决策模型 |
6.1.3 目标区位决策的动态期权博弈分析 |
6.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目标产业决策 |
6.2.1 目标产业的决策原则 |
6.2.2 目标产业的静态决策因子及相关决策模型 |
6.3 本章小结 第7章 中国国际产业转移实证研究 |
7.1 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的现状 |
7.1.1 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的行业分布 |
7.1.2 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的区位分布 |
7.2 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 |
7.2.1 模型设立与变量选择 |
7.2.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7.2.3 回归分析与结果评价 |
7.3 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
7.3.1 宏观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优化层面 |
7.3.2 中国工业的价值链升级层面 |
7.3.3 促进技术进步层面 |
7.4 本章小结 第8章 促进中国国际产业转移对策思考 |
8.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背景下的宏观对策 |
8.1.1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 |
8.1.2 推动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 |
8.1.3 建立东中西部良性互动机制 |
8.2 东部沿海地区的对策建议 |
8.2.1 基于OEM的能力提升 |
8.2.2 从OEM向ODM转变 |
8.2.3 综合发展DMS与EMS |
8.2.4 培育自有品牌实现OBM |
8.2.5 实现价值链部门升级 |
8.3 中西部地区的对策建议 |
8.3.1 发挥比较优势降低转移成本 |
8.3.2 优化基建设施搭建转移平台 |
8.3.3 培育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聚 |
8.3.4 注重科技创新培育多元人才 |
8.4 本章小结 第9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9.1 全文总结 |
9.2 主要创新点 |
9.3 研究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发表的论文 |
参与的课题 附录 |
(10)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基于鲁、鄂四个村落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三、研究视角、方法与资料来源 |
(一)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1. “底层研究”的视角:“从下往上看” |
2. 资料收集方法:实地调查 |
3. 理论检验取向的扩展个案法 |
4. 操作方法一:深度访谈 |
5. 操作方法二:文献阅读 |
(二) 资料来源 |
1. 访谈记录 |
2. 调查数据 |
3. 民间文本 |
4. 方志档案 |
四、调查的村庄 |
(一) 山东三村:臧村、金村、朴村 |
1. 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 |
2. 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 |
(二) 湖北一村:桥村 |
(三) 调查村庄的类型分析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本研究的概念、命题、分析框架 |
一、 产权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定势 |
(一)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
(二) 简短的评论 |
二、产权制度研究的法学期望 |
(一) 以农地权利为核心的法学研究 |
1. 普罗斯特曼:农地私有化 |
2. 杨一介:农地权利体系建构 |
3. 王小映: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方向 |
(二) 简短的评论 |
三、产权制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
(一) 理论溯源:波兰尼的“嵌入”概念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 |
1. 波兰尼:“脱嵌”是一种不可能 |
2. 格兰诺维特:“社会网”与“嵌入理论” |
3.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 |
(二) 国内学者对产权问题的研究:产权的社会视角 |
1. 理论建构 |
2. 产权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 |
四、本研究的学术起点与分析框架 |
(一) 学术起点与主体理论框架 |
1. 以“关系产权”为学术起点 |
2. “国家‐社会‐市场”三元理论框架 |
(二) 相关理论资源 |
1. 雷德菲尔德与吉尔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 |
2. 斯科特:“道义经济人”的“弱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
3. 奥斯特罗姆:资源配置的第三条道路 |
4.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
(三) 本研究的概念、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 |
1. 基本概念 |
2. 核心概念:“关系地权” |
3. 理论命题 |
4. 分析框架 |
第二章 晚清以降的农地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 |
一、农地思想演变的脉络 |
(一) 晚清-1949 年建国 |
1. 孙中山: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
2. 毛泽东:土地革命论 |
3. 蒋介石:土地很重要但不必改变当前土地占有关系 |
4. 陈翰笙:土地的集中与农民对土地占有的渴求 |
5. 薛暮桥:从生产关系角度、与民族问题结合分析土地问题 |
6. 费孝通: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对土地问题的影响 |
7. 卜凯:中国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
8. 梁漱溟:中国土地的三个问题及对策 |
9. 万国鼎:考察古田制度解决现实问题 |
10. 萧铮:不必废除土地的地主所有权制 |
(二) 1949 年-1977 年 |
1. 毛泽东:“跑步”进行农地公有制改造 |
2. 刘少奇:反对过于快速废除农地私有制 |
3. 邓小平:支持“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 |
(三) 1978 年-今 |
1. 对现行农地制度合理性及缺陷的建设性研究 |
2. 提倡进行农地产权国有永佃制改革的观点 |
3. 明确提倡农地产权私有化的观点 |
二、中国农地法规政策与制度框架的变迁 |
(一) 1949 年以前的土地法律 |
1. 1923 年《井冈山土地法》 |
2.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
3. 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 |
(二) 1950 年的《土地改革法》 |
(三) 集体化之路:制度框架 |
1. 1956 年《农业生产合作章程》 |
2. 1956 年 6 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章程》 |
3. 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 |
(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人民公社解体 |
(五) 改革以来农地政策文件 |
(六) 中国目前的农地法律框架 |
1. 农地的集体所有权 |
2. 耕地的个人使用权 |
3. 农民土地权利的性质和范围 |
4. 宅基地的个人使用权 |
5. 农村土地的征收征用 |
第三章 臧村农地流转市场的社会建构 |
一、臧村农地:出了啥问题 |
二、案例:什么样的问题 |
(一) 耕地纠纷与耕地流转案例 |
1. [Z01]臧林丘强占金寡妇一垄地:强力原则的传导 |
2. [Z02]潘老师给王寡妇的“额外租金”:“外来人”积蓄社会资本 |
3. [Z03]臧玉旺耕地继承事件:熟人关系和亲缘关系,谁是强关系 |
4. [Z04]臧村集市被王家庄抢走:较量的是村还是人 |
(二) 宅基地买卖案例 |
1. [Z05]宁方明购买四家宅基地:“我为村支书闯开街道” |
2. [Z06]臧德耀盖起了二层楼:“俺家没天井” |
3. [Z07]臧秀勤老人的烦恼:“天井里的电线杆和石碾” |
三、案例分析:农地流转市场的社会建构 |
(一) 臧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水平流转和垂直继承 |
1. 流转的性质:承包使用权的流转 |
2. 耕地流转中的“关系地权” |
(二) 臧村宅基地流转市场的社会建构 |
1. 流转的肇始者:村支书开的头儿 |
2. 宅基地流转市场的边界:村落共同体与成员权 |
3. 宅基地流转的社会机制 |
4. 宅基地流转的社会后果 |
第四章 金氏家族与金村合作公司的筹划 |
一、新时期乡村精英的分化:外出派与留守派 |
(一) 金村“留守派”对“外出派”的榨取:“罚款事件” |
1. [J01]金云峰处世哲学对“外出派”的影响 |
(二) 金村“外出派”对“留守派”的反击:“倒宁事件” |
2. [J02]金氏家族“倒宁扶王” |
二、“谋利型乡村精英”的宏伟计划:从土地上找路子 |
(一) 原因:为什么总拿土地说事儿 |
1. “种地亏本论” |
2. “取消农业税”封闭了谋利型乡村精英的谋利路径 |
3. “留守派”致富信息的获得渠道 |
(二) 过程:乡村精英援用社会关系网络 |
1. [J03]王旭龙对合作公司的期望和信心 |
2. 项目洽谈过程的特征分析:社会关系网的作用 |
三、案例分析: 金村合作公司项目为什么会失败 |
(一) 项目规模过于宏大使当地政府不敢相信,难以获得政府大力支持 |
(二) 项目规划对金村村民的社会保障考虑不够充分,难以赢得村民响应 |
(三) 项目进行中没有充分听取村民心声,难以获得村民真心拥护 |
(四) 市场化试验与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型缺乏契合,难以形成合力 |
第五章 朴村征地:村民唯有“弱武器” |
一、朴村三次大型征地:承包地的“大调整” |
(一) 国家征收:104 国道与京福高速公路 |
(二) 镇长的心血来潮: “筑巢引凤”修建磁窑大市场 |
(三) 地方政府租赁:从县级工业园到省级经济开发区 |
二、朴村“谋利型乡村精英”的谋利手段 |
(一) 村民眼中的村干部 |
1. 频繁调整土地,截留征地补偿、出售宅基地 |
2. 京福高速绿化带承包给农户,实行“双向收费” |
3. 多施工程、巧立账目 |
4. 虚报种粮面积、多赚粮食直补 |
(二) 村干部的“辩解” |
[P05]梁会计的“真心话” |
三、案例:朴村失地农民的生活百态 |
[P01]贾德水,摩的司机的牢骚 |
[P02]刘长山,太阳能热水器代理 |
[P03]刘自木,“无地白领”的幸福生活 |
[P04]胡永福,“盼望征地到我家” |
四、简短分析:用“弱武器”进行“日常形式的反抗” |
(一) 发牢骚、私下谩骂、耍酒疯 |
(二) 耕地里栽树,为多得征地补偿 |
(三) 集体行动如何可能 |
第六章 桥村征地:村民运用“强武器” |
一、 桥村征地情况 |
(一) 宜万铁路项目 |
(二) 城东生态新区项目 |
二、政府政策与村干部的角色功能 |
(一) 区政府政策文件 |
1. 关于征地补偿标准 |
2. 关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助标准 |
(二) 乡政府文件通知 |
(三) 村委会贯彻执行能力和村干部的调解功能 |
[Q01]桥村村干部的两难角色 |
三、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 |
(一) 单独上访 |
[Q02]严学兵的上访之路 |
(二) “聚众闹事” |
(三) 集体上访 |
[Q03]去区政府集体上访 |
四、案例分析:“谋利型乡村精英”谋利程度的影响因素 |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一、研究结论:“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
(一) 小农的理性: “钟摆式理性区间” |
(二) 乡村精英的谋利化 |
1. “谋利型乡村精英”概念的两条理论线索 |
2. 谋利手段 |
3. 制度原因 |
(三) 地方政府公司化 |
(四) 隐形在场的国家:分权的功能与底限 |
1. 政府与市场: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 |
2. 国家与社会:建立“培育社会型政府” |
二、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1. 鲜活的实地调查资料 |
2. 运用了新视角 |
3. 理论创新 |
(二) 研究不足 |
1. 对纷繁复杂的调查材料的理论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
2. 有待获得合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的验证支持 |
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建议 |
(一) 削弱行政村农地权力 |
1. 农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实行国有永佃制 |
2. 农地所有权下放至村民小组或自然村 |
3. 中国现有国情下农地私有化的风险与弊端 |
(二) 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
1.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2. 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
3.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1:鲁、鄂四村基本情况数据表 |
附录 2:个案村实地调查材料 |
4-1 《宁阳县金氏族谱》续修说明 |
4-2 续修族谱捐资人员名单 |
4-3 土地房屋等关联事项 |
4-4 洽谈文书 |
4-5 金村与韩国合作投资合同书 |
5-1 宁阳经济开发区基本情况 |
5-2 关于全县招商引资有关政策的规定 |
6-1 伍家岗区关于征地补偿标准的文件 |
6-2 关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助标准的政府文件 |
6-3 伍家岗区政府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和村民集中安置的文件 |
6-4 伍家乡政府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及集中安置管理实施细则 |
6-5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
6-6 严学兵的上访书 |
后记 |
四、二00一年经济增长和政策趋向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3]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4]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5]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D]. 陈世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6]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与收敛性研究:动态与机制[D]. 张文爱.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1)
- [7]产业内贸易结构模式、分类体系对应及产品差异性的界定研究[D]. 王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1(05)
- [8]TT导航公司竞争战略研究[D]. 张宏.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9]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业转移研究[D]. 张云. 武汉理工大学, 2011(12)
- [10]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基于鲁、鄂四个村落的实地调查[D]. 臧得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