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助家信做练兵文章(论文文献综述)
张瑜[1](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秦洁[2](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相江南[3](2020)在《《德川实纪·家康公传》翻译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报告以大石学·佐藤宏之的《现代语訳徳川実纪家康公伝》的第一部《关原之胜》作为翻译材料,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翻译报告。《家康公传》通过记载德川氏一步步发展壮大并最终建立德川幕府的相关史实,描绘出了一幅战国时期日本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变迁的恢弘画卷。《家康公传》作为官修史书的代表,自然也包含着其文体独特的写作风格。对其进行翻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史书史料的翻译方法,并提升我们对于历史文学的认识。本次翻译报告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翻译任务描述,包括翻译任务来源、文本简述以及项目意义;第二部分为翻译过程,详细描述了翻译的过程;第三部分为翻译的案例分析,译者从译文中找出实例,并对其进行分析,探索出翻译规律,提升翻译能力;第四部分为翻译实践总结,译者总结了经验,并阐述了对今后翻译工作的展望。
李水清[4](2019)在《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后,因了解外情和交涉的需要,加之外国势力的推动,清廷开始遣使驻外。而广东近代独特的区域风气孕育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早期驻外公使。粤籍驻外公使考察西方教育后,对西方普及教育、教学内容、学校管理制度、教育经费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粤籍驻外公使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实业、法律、军事、语言专业人才;积极倡导提高普及教育;推动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发展;对建设相关教育机构、构建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建言与实践。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从零散感性走向系统理性过程中,凸显务实的价值取向且思想转变速度较快。而与其他区域的驻外公使,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凸显教育救国的社会职能,致力于培养社会上急缺的专业人才,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起到了传播西学,开中国教育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们积极为国内输送人才,负起了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职责。同时作为外交官,其也致力于维护中国的教育主权。回国后,粤籍驻外公使主要通过影响决策层的思想来进行教育改革,但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无疑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王涛[5](2019)在《袁世凯崛起初始(1882-1895)考论》文中研究说明光绪七年的五月,屡试不中的袁世凯投身到了吴长庆的军中,开始了他离不开军戎的一生。朝鲜因国内政潮发生壬午兵变,署任直隶总督张树声主张派兵赴朝鲜占取主动,因此庆军负命东渡平乱。随军东渡的袁世凯被吴长庆任命为随军营务处,管理庆军军纪问题。随着朝鲜内乱平定,清廷对于朝鲜的政策亦面临抉择,庆军的去留成为了问题。吴长庆与张謇的想法是直接干预朝鲜内政,行宗主之权,并进一步派兵维持清廷在朝鲜对于日本的优势,甚至有机会则进取日本。初出茅庐的袁世凯此时也是一番激昂,认同吴长庆和张謇的办法。但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员则对此持不同意见。尤其以马建忠为代表,他主持了与朝鲜、美国等签署的一系列条约,试图通过国际条约保证朝鲜的独立和清廷的宗主之权。最终吴长庆被迫回国,但袁世凯借着练兵继续留在了朝鲜,并转投门庭,成了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袁世凯的政治靠山由此而转变,张謇等庆军原有幕僚对此则甚为不满。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成了清廷驻朝鲜的代表。但是朝鲜不仅远离家乡,无法照顾病重的养母,同样也远离国内政治中心,于仕途晋升终有阻碍。所以在朝鲜任职期间,袁世凯一直努力想把自己运作回国。这是袁世凯从甲申到甲午以来的不变的心迹。因此借着甲午战争,袁世凯积极联系朝中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张佩纶等人。袁世凯的努力恰巧与朝中的政治潮流想契合,翁同龢和荣禄虽互有争斗,但共同的目标都是想在甲午战争之后,摆脱北洋原有的布局,而在富国强兵上树立一条新的道路。练兵的领导权由汉纳根转变成胡燏棻正是翁同稣与李鸿章暗斗的表现。因此在因缘际会之下,袁世凯通过积极条陈,成为朝廷决定领导练兵的最终人选。
李维[6](2019)在《无功成神 ——广西平果县感桑岑舜庙研究》文中提出壮族地区有成百上千座各类神庙,如岑天保庙、岑瑛庙、韦大将军庙、瓦氏夫人庙等,这些庙祭祀的都是正面人物,但本文研究的是“另类”的壮族土官庙及土官神。岑舜庙主神是岑舜,而当地人长久以来将岑舜当作岑浚来祭拜。在文献中,岑浚是思恩府最后一位土官,因多次掠夺临近州、府,导致思恩府被改土归流。为僭叛者岑浚立庙,这在壮族地区众多土官神灵信仰中,显得与众不同。经过调查,岑舜不仅指岑浚,是思恩岑氏土官信仰的综合体,体现当地人对思恩岑氏土官怀念、感恩及岑浚被杀的同情。内容紧扣感桑岑舜信仰建构这个主线,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思恩属地人民为纪念岑浚,以岑舜名称代替岑浚建立岑舜庙,岑浚由此从人变成神。第二,岑舜庙堂位置和建筑并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由于多种原因,经历过多次迁移和重建。第三,从信仰范围来看,建庙之初,很多人信奉和祭拜岑舜,此后信仰空间一直在萎缩,现在只有感桑还在祭祀。第四,感桑在祭祀岑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庙会习俗。岑舜庙是一座很特殊的壮族土官神庙,祭祀“无功”的壮族历史人物。岑舜信仰形态微妙,体现国家与民间不同表达。岑舜庙的迁移、重建、庙会等反映壮族的创新精神。
李强[7](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李家鑫[8](2018)在《广西下雷土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下雷土司生命力绵长的原因。下雷州地处今广西西南部,明清时期是中华帝国的边陲地带。在中央王朝眼里,下雷州是“极边之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小的地方,却有着600年以上的历史,这比广西绝大多数土司的延续时间都要长久。与一般土司相比,下雷土司有两大明显特点。首先,下雷州是王朝守土的第一线。安南独立后,对中国国境影响重大,使得广西与安南的行政界线变成了中华帝国与安南的国境线,到了明清,下雷成为中国与安南国的中间地带。其次,下雷善于调和矛盾。在与中央和周边土司的互动进程中,总能在短时间内调整、缓和危机,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在与周边土司处理纠纷时,往往选择更加温和的方式。因此,在复杂空间背景下讨论小土司下雷为何改流较晚(1906年),应该是一项较新的、有意义的选题。本研究正文分为五大部分。从下雷州历史开始,分析地域沿革和许氏的渊源;接着从下雷与中央的政治矛盾事件入手,阐述下雷许氏是如何回应,为挽救统治,运用转移功绩、杜撰故事,延缓了中央在土属地区推行政治一体化进程;在以军事角度探究中央对下雷土司“以夷制夷”和“藩篱内郡”政策,以此来看待下雷土司的战时表现;然后分析下雷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作用和影响,着重探讨一个小土司是如何维持与周边土司的互动,为避免改流赢得时间;最后,论述汉文化在下雷传播的方式、原因和意义,探究汉文化传播对改流的影响,并兼谈壮、汉文化融合等问题。
周颖[9](2017)在《王世贞年谱长编》文中研究表明年谱长编作爲近代兴起的一种编年纪史体例,兼纪事、纪人於一。其脱胎於传统年谱,又是年谱体式的补充,有其自身的优长。年谱长编容纳更多史料,记述更重大事、要事,显示细节,更适合记述历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且生平经历较复杂的谱主。故而,年谱长编较之年谱,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近三十年来,年谱长编编撰已呈蔚然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倾向:对谱主生平活动的考察视域进一步扩展,观照焦点愈加多元,且重视以微观视角考察谱主的心路历程、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愈来愈成爲介於年谱与传记之间的一种研究体式。鉴於王世贞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年谱因自身体例的限制,已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而王世贞文献大量而系统的整理与众多发现,以及王氏研究的日益全面深入,不仅需要有一部王世贞年谱长编,且在客观上也具备了编撰年谱长编的文献条件。故笔者效此前以博士论文作年谱长编之例,基於尚无王世贞年谱长编之实,尝试以《王世贞年谱长编》爲此论文题目。论文是第一部以王世贞爲观照对象的年谱长编。在此前年谱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注重突出谱主一生中的几大变化,揭示其生平变化的事实与形成原因,并力求展现其性格、情绪与文学思想观念演变的过程,以事理史,不乏己见。论文主要贡献与价值如下:第一,填漏补缺,增补许多可信文献。论文所涉及的文献,来自海内外相关的大小图书馆,卷帙数以千计,囊括王世贞个人撰着、相关明人文集、史籍、方志、谱牒、笔记、今人论文论着等诸多门类。其史料之广之富,远远超越前代年谱,增补了许多宝贵文献。在文献选择上,论文对同一着述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一般选用年代较早、保存较好的善本,并予以校勘;主要参考文献规定了底本、校本和参校本。论文还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甄别与取舍。所徵引文献一般选用第一手、年代较早的材料,以保证可信度。凭藉丰赡详实的史料,论文在纪事过程中填空补阙,考疑正误,弥补了以往年谱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种种缺憾。第二,以事理史,凸显重点,隐现一己之见。论文注重考察事件之间的关联,使得对王世贞生平行实的记述形成一个连贯的、流动的、变化的网络,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谱主的生活原貌。在全面总结王世贞生平活动与性情变化的基础上,将其人生轨迹概括爲七变。嘉靖二十六年少年及第,是爲一变。居郎署九载,以暇与同道友朋致力文事,意气风发,慷慨任事,不避权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出爲青州宪副,是爲二变。嗣後三载,执政地方,历练政术。然以父位高招忌,时怀避祸之心。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突罹父祸,解官赴难,是爲三变。尔後滞京二载,历尽艰难,隐忍求生,惊惧忧愤,其情不复慷慨。嘉靖三十九年十月父以冤终,扶丧南归,是爲四变。从此幽居七年,忧郁惨痛,心性大变,摧刚爲柔。隆庆改元,伏阙申父冤,境况始转,是爲五变。自隆庆二年至万历六年冬,复起出仕,转历多职,数遭弹劾。於坎坷跌宕之中,其性愈柔和。万历六年冬再诏归籍後,愈灰心仕路,八年拜师学道,皈依恬澹,是爲六变。自此七载,专事修行,以逃乎世事。自万历十五年冬,起南京兵部,宦途渐达,至於八座,然心游於仕宦之外,淡泊世味,惟求恬澹以终,是爲七变。由此七变,可将其一生分爲八个时期:早岁,郎署,青州,父难,幽居、再起,学道,晚岁。同时,论文圈定王世贞生平活动的重心领域,聚焦其文学活动与史学成就,给予更细密的考察力度,并着重记述对其人生影响至深的大事、要事,尤其突出嘉靖三十九年父难与万历六年再诏归里二事,以之作爲王世贞人生分野的两大标志。第三,较系统、全面地梳理了王世贞文学创作与思想的演进脉络。此前,人们对王世贞一生的创作过程与思想变化情况说法不一,甚至有较大分歧。笔者在逐年考察、爬梳其文学活动文献的过程中,认爲其生平创作和文学思想可分爲四个阶段: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二十七年冬,创作初起,所持尚无定论,乃起步与初始阶段;嘉靖二十八年至嘉靖三十七年,全面师法古典诗文典范,乃专意复古阶段;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年秋,求新求变而不废格调,乃探索与嬗变阶段;万历四年冬至万历十八年逝世,虽仍未失复古意,然创作渐洗模拟之态,臻於纯熟,文学思想兼容并包,调和诸家,自成体系,是爲成熟与定型阶段。第四,完善年谱长编体例的一点尝试。年谱长编自诞生以来,其体例仍处在发展、完善中。论文既恪守年谱长编写作的一般定则,又根据行文需要给予适当增益,使之更加完备。主要表现:以谱主人生中两件大事与八个分期爲据,论文正文结构分爲上、中、下三编及八卷;每年纪事之前设置提要,简述一年的要事及影响;正文之下设置按语,或剖析事件本质,或揭示事件原委,或评论谱主思想。论文的写作,不仅是对王世贞生平行实资料的一次补充与总结,也是对年谱长编体例的一次尝试性的丰富与完善。
陈鹏辉[10](2016)在《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文中指出1903-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严重侵犯了中国在藏主权,西藏危机空前。1906年,清廷派具有爱国维新意识的张荫棠入藏"查办事件"。张荫棠到藏后,在整饬吏治、惩治腐败的基础上倡言改革,大刀阔斧地开启了以"收回政权"为宗旨的藏事改革。在清末西藏地方危机空前的特殊时期,张荫棠开启的藏事改革对近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清末一个重大事件,张荫棠藏事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而目前对此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以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化,以期推进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以张荫棠驻藏奏稿,有泰、联豫等驻藏大臣的驻藏日记、奏稿,以及相关大量翔实的汉、藏文及外文一手史料为依据,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深入全面的解读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核心史料,将张荫棠紧紧围绕坚决抵御侵略、"收回主权"的藏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相辅相成的七大方面:一是以"以崇体制而重事权"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二是以"兴办实业"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三是以"编练新军"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四是以警惕"西藏独立"为核心的外事斗争;五是以"兴学开报馆"为核心的文教改革;六是以提倡与践行"卫生新风"为核心的卫生事业改革;七是以劝导"藏俗改良"为核心的民俗文化改良。研究中不仅着力展现改革的整体图景,同时对各项具体改革措施的历史关联性进行深刻探讨。其次,本文是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化。一是从清末西藏地方面临英国俄国等侵略的严重外部危机;清朝驻藏官员的腐败,西藏地方上层的矛盾,以及驻藏大臣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矛盾等方面,分析清朝中央政府在藏主权与治权的挑战,深刻阐述特殊历史背景下张荫棠藏事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二是注重张荫棠各项具体改革措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重点探讨改革的与时代、尤其是与内地社会发展的联系性。三是深入把握西藏地方政局与改革的关系,在阐述各项具体改革措施时充分关照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对改革的影响,以及改革对清末西藏政局的影响。四是把张荫棠藏事改革与清朝的传统治藏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从清朝治藏思想角度深刻阐述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意义及影响。五是从清末边疆治理以及清末西藏建省论等多维视野下对张荫棠藏事改革予以审视。再次,借鉴近年来史学、民族学、边疆学、政治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观点、新视角,对张荫棠藏事改革的一些措施进行深刻阐述与解析,并总结经验得失与规律。最后,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充分关照西藏地方的历史主体性,以近(现)代化的视角,深刻阐述张荫棠藏事改革对促动西藏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作用,以及改革与后世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性。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以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时空为切入点,阐述晚清国内形势及清末西藏地方的危机,清末新政以及"筹藏"呼声等,重点探讨改革与时空结构的内在关系。第二章分别阐述张荫棠入藏"查办事件"的具体场景,·藏事改革的时机与面临的挑战;以及整饬吏治等,并对张荫棠不断思考,逐步形成的改革大纲进行扼要的宏观勾勒。第三、四两章具体研究藏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事、教育、卫生、民俗七大方面展开,研究中不仅注重探讨改革内容本身;也充分关照改革思想的来源。总之,研究中注重从横向上重点把握改革全貌,从纵向上扼要探讨各项改革的历史关联性。第五章深刻分析阐述改革的结局,以及张荫棠离藏之后的藏事改革。第六章从清朝治藏思想、清末边疆治理、清末西藏建省论以及近代西藏地方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下,审视张荫棠藏事改革。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是清朝最后10年中,治理西藏的重要举措,尽管除"收回政权",其他改革措施的效果对清王朝本身未及彰显,但在清朝覆灭民国肇始的历史大变革中,诸多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改革措施对西藏地方进入新的中央政府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并且改革拉开了西藏近(现)代化的序幕,对后世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借助家信做练兵文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借助家信做练兵文章(论文提纲范文)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附图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一)学生时代 |
(二)军旅生涯 |
(三)成为“反革命” |
(四)接受改造 |
(五)成为“群众”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二)改造生活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一)求学 |
(二)工作 |
(三)管制 |
(四)改造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一)大队书记 |
(二)大队长 |
(三)其他干部 |
三.小队干部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一)党课制度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三)作风问题 |
六.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一.制造模范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二.解读模范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三)模范的奖励 |
三.典型模范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三)效果和经验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一)新的要求 |
(二)新的举措 |
(三)新的变化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一)人数统计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三)年龄分析 |
(四)基本情况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四)评优制度 |
(五)问题及对策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一)改造种子山 |
(二)抗旱蓄水 |
(三)抗洪抢险 |
(四)科学种田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五.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一、生平与易着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二、六艺与易教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余论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德川实纪·家康公传》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要旨 |
摘要 |
日语原文 |
汉语译文 |
翻译报告 |
1 翻译任务描述 |
1.1 翻译任务来源 |
1.2 翻译文本背景 |
1.3 翻译文本简介 |
1.3.1 作者介绍 |
1.3.2 文本介绍 |
1.4 翻译文本意义 |
1.5 翻译文本难点 |
2 翻译过程 |
2.1 译前准备 |
2.2 翻译初稿的分析和修改 |
2.2.1 充分理解原文 |
2.2.2 选择恰当的翻译理论 |
2.2.3 翻译技巧分析及翻译难点应对 |
2.3 翻译终稿的分析和修改 |
2.3.1 润色修改 |
2.3.2 确定终稿 |
3 翻译案例分析 |
3.1 根据翻译目的选择译意或译形 |
3.2 根据翻译目的调整句子结构或语序 |
3.3 根据翻译目的使用恰当的词语 |
3.4 日本战国时期词汇的翻译 |
3.5 语法错误的处置 |
3.6 敬语、引语、标点符号的处置 |
4 翻译总结 |
参考文献 |
(4)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对象概念及时间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粤籍驻外公使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考察 |
第一节 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一、清廷遣使背景 |
二、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第二节 出使时对西方教育考察与文化碰撞 |
一、考察普及教育 |
二、考察西方教育的学制及教学内容 |
三、考察教育相关机构及知识产权 |
四、考察西方教育经费 |
五、关注囚犯教育的教化效果 |
第三节 出使后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
一、“用夏变夷”观念的变化 |
二、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本原 |
第二章 粤籍驻外公使传统与新式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第一节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
一、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变通 |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
第二节 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
一、培养专业人才,设立新式学堂 |
二、重视与提倡普及教育 |
三、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
四、提倡教学管理方式的改进及教科书改革 |
五、提倡知识产权保护奖励及相关教育设施的建设 |
第三章 对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的推动及管理 |
第一节 留学教育的开创与管理 |
一、开创留学教育先河——首批幼童赴美游学 |
二、留学教育的管理 |
第二节 、推进华侨教育 |
一、甲午前:华侨教育的肇始与发展 |
二、甲午后:华侨教育转变与推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5)袁世凯崛起初始(1882-1895)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主要研究现状 |
(一) 关于袁世凯的人物传记 |
(二) 关键时空下的袁世凯活动 |
(三) 相关人物、事件研究 |
三、难点与创新 |
四、主要内容 |
第一章 袁、张交往与朝鲜政情 |
一、军营相识 |
二、吴长庆、张謇与李鸿章的分歧 |
三、袁、张对朝鲜的改革设想 |
四、分道扬镳 |
小结 |
第二章 甲午前后袁世凯的政治进退 |
一、母亲病重难归养 |
二、摆脱局势泥潭 |
三、汉纳根练兵中辍 |
四、盛宣怀与袁世凯的努力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6)无功成神 ——广西平果县感桑岑舜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理论与相关方法 |
(四)关于“僭叛”等词语的界定 |
一、田野点感桑 |
(一)自然条件良好 |
(二)毗邻平果铝业公司 |
(三)日常的文化和生活 |
二、岑舜的原生形态 |
(一)岑浚与岑舜:从僭叛者到地方神 |
(二)右江地区岑顺传说与岑舜 |
三、岑舜庙的迁移和重建 |
(一)江洲岑舜庙的迁移记忆 |
(二)“文革”时期岑舜庙遭遇和传说 |
(三)当代岑舜庙在感桑的重建 |
四、岑舜庙及其周边神灵形态变化 |
(一)岑舜信仰的传统中心 |
(二)岑舜和社神的转换 |
(三)岑舜庙周边其他神灵信仰形态 |
五、岑舜庙祭祀活动的变迁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的祭祀活动 |
(二)改革开放以后一年一度的庙会活动 |
(三)日常生活中的谢庙祭祀活动 |
(四)岑舜庙祭祀仪式的内涵和价值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工作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表格索引 |
图片索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8)广西下雷土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1. 国内研究动态 |
2. 国外研究动态 |
(三) 研究的思路、理论与方法 |
(四) 一些概念的界定 |
1. “汉化”、“涵化”及“儒化”的概念界定 |
2. 其他概念界定 |
一、绵长:下雷土司的历史 |
(一) 下雷州历史沿革 |
(二) 下雷州许氏源流及世系 |
二、博弈:下雷土司与王朝管理 |
(一) 明初失印 |
(二) 支持南明政权 |
(三) 清雍正年间私通高平莫氏案 |
(四) 清中后期社会动乱带来的危机 |
三、倚仗:下雷土司与王朝征调 |
(一) 下雷土司参加的征剿与戍守 |
1. 明代各地叛乱下的征剿 |
2. 戍守与屯田 |
(二) 抗击安南与驱除倭寇 |
1. 明代抗击安南与清代加强隘卡管理 |
2. 抗击倭寇 |
四、和平与冲突:下雷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 |
(一) 下雷许氏与周边土司的良性交往 |
1. 联姻 |
2. 战场上共同杀敌 |
3. 同一的祭祀信仰 |
(二) 下雷土司与周边土司交恶 |
1. 领地纷争 |
2. 互相诬陷 |
五、蔓延:下雷土司与汉文化传播 |
(一) 汉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
1. 土官《宗谱》和土目宗祠祠堂对联 |
2. 信仰 |
3. 契约 |
4. 诗歌 |
(二) 汉化的原因 |
1. 国家化的导向 |
2. 土官的个人情结 |
3. 汉商的推动 |
4. 汉人土目的影响 |
(三) 汉化对下雷土司的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主持项目及参会情况 |
致谢 |
(9)王世贞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二、编撰凡例 |
三、必要插图 |
插图一:王世贞影身像 |
插图二:相关区域历史地理图 |
四、王世贞家世情况 |
(一)王世贞家族世系 |
1、王氏受姓以来世系 |
2、鄞江琅琊王氏世系 |
3、昆山(太仓)琅琊王氏支脉 |
(二)王世贞家世考述 |
五、年谱长编主体内容 |
上编 |
卷之一(早岁) |
明嘉靖五年丙戌(1526 年)一岁 |
嘉靖六年丁亥(1527 年)二岁 |
嘉靖七年戊子(1528 年)三岁 |
嘉靖八年己丑(1528 年)四岁 |
嘉靖九年庚寅(1530 年)五岁 |
嘉靖十年辛卯(1531 年)六岁 |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 年)七岁 |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 年)八岁 |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年)九岁 |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 年)十岁 |
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年)十一岁 |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 年)十二岁 |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 年)十三岁 |
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 年)十四岁 |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 年)十五岁 |
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年)十六岁 |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 年)十七岁 |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 年)十八岁 |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 年)十九岁 |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 年)二十岁 |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 年)二十一岁 |
卷之二(郎署) |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 年)二十二岁 |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 年)二十三岁 |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 年)二十四岁 |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 年)二十五岁 |
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二十六岁 |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 年)二十七岁 |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 年)二十八岁 |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 年)二十九岁 |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 年)三十岁 |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 年)三十一岁 |
卷之三(青州) |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 年)三十二岁 |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 年)三十三岁 |
卷之四(父难) |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 年)三十四岁 |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 年)三十五岁 |
中编 |
卷之五(幽居) |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 年)三十六岁 |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 年)三十七岁 |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 年)三十八岁 |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 年)三十九岁 |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 年)四十岁 |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 年)四十一岁 |
卷之六(再起) |
隆庆元年丁卯(1567 年)四十二岁 |
隆庆二年戊辰(1568 年)四十三岁 |
隆庆三年己巳(1569 年)四十四岁 |
隆庆四年庚午(1570 年)四十五岁 |
隆庆五年辛未(1571 年)四十六岁 |
隆庆六年壬申(1572 年)四十七岁 |
万历元年癸酉(1573 年)四十八岁 |
万历二年甲戌(1574 年)四十九岁 |
万历三年乙亥(1575 年)五十岁 |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年)五十一岁 |
万历五年丁丑(1557 年)五十二岁 |
万历六年戊寅(1578 年)五十三岁 |
下编 |
卷之七(学道) |
万历七年己卯(1579 年)五十四岁 |
万历八年庚辰(1580 年)五十五岁 |
万历九年辛巳(1581 年)五十六岁 |
万历十年壬午(1582 年)五十七岁 |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 年)五十八岁 |
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 年)五十九岁 |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 年)六十岁 |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 年)六十一岁 |
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 年)六十二岁 |
卷之八(晚岁) |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年)六十三岁 |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 年)六十四岁 |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 年)六十五岁 |
六、结语 |
七、主要参考书目 |
八、附録 |
附録一:王世贞着作简目 |
(一)着述类 |
(二)选编类 |
(三)评点类 |
(四)存目类 |
(五)存疑类 |
附録二:生平行实之重要文献 |
附録三:五子文献 |
九、致谢 |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10)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
二、主要史料来源 |
三、学术回顾与研究趋势 |
四、基本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主要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张荫棠藏事改革前的局势 |
第一节 晚清国内形势及清末西藏地方危机 |
一、晚清国内形势 |
二、英国俄国竞相侵藏 |
三、驻藏官员的腐败 |
四、西藏地方政局的恶化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与"筹藏"呼声 |
一、清末新政 |
二、"筹藏"呼声 |
第二章 张荫棠奉旨入藏"查办事件" |
第一节 结缘藏事,奉旨入藏 |
一、赴印谈判,结缘藏事 |
二、奏请整饬藏事及奉旨入藏 |
第二节 藏事改革的时机与挑战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及其活动 |
二、清中央在藏施政面临的挑战 |
第三节 整饬吏治,倡言改革 |
一、整饬吏治 |
二、倡言改革 |
第三章 张荫棠藏事改革内容:政治、经济、军事、外事 |
第一节 政治改革 |
一、行政体制改革 |
二、政教分离 |
三、革除弊政 |
第二节 经济改革 |
一、农牧业 |
二、工商业 |
三、路矿业 |
四、盐茶业 |
五、金融业 |
第三节 军事改革 |
一、编练新军 |
二、创设巡警 |
第四节 外交思想与实践 |
一、创设对外交涉机构的主张 |
二、与邻邦结盟的主张 |
三、警惕"西藏独立" |
四、围绕"开埠"的斗争 |
第四章 张荫棠藏事改革内容:文教、卫生、民俗 |
第一节 文化教育改革 |
第二节 卫生事业改革 |
第三节 劝导"藏俗改良" |
一、"藏俗改良"思想的形成 |
二、"藏俗改良"的核心内容 |
三、"藏俗改良"的影响 |
第五章 张荫棠离藏及其后的藏事改革 |
第一节 遭弹劾与奉旨离藏 |
一、遭弹劾 |
二、奉旨离藏及其藏事改革的结局 |
第二节 联豫继续推行的新政 |
一、联豫新政的特点 |
二、联豫与清末西藏政局 |
第六章 多维视野下的张荫棠藏事改革 |
第一节 张荫棠藏事改革与清朝治藏思想的转变 |
第二节 清末边疆治理视野下的张荫棠藏事改革 |
第三节 清末西藏建省论与张荫棠藏事改革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借助家信做练兵文章(论文参考文献)
-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2]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3]《德川实纪·家康公传》翻译报告[D]. 相江南. 河南大学, 2020(02)
- [4]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D]. 李水清. 暨南大学, 2019(12)
- [5]袁世凯崛起初始(1882-1895)考论[D]. 王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无功成神 ——广西平果县感桑岑舜庙研究[D]. 李维.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8]广西下雷土司研究[D]. 李家鑫. 广西民族大学, 2018(01)
- [9]王世贞年谱长编[D]. 周颖.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9)
- [10]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D]. 陈鹏辉.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